参劾什么意思(参劾怎么读音)

导语：参劾折是把“双刃剑”

雍正朱批王棠奏折

古往今来,朝堂上的争斗从来没有停止过,清代大员之间的互相参劾和倾轧也是司空见惯,具有参劾性质的奏折也成为清代奏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参劾折里透着大智慧,那些揣透帝王心思的弹章往往会博得龙颜大悦,而那些盲目使气的参劾之举却往往会引火烧身。

王棠与李卫使气争斗上参劾折惹怒雍正帝

王棠,字尚木,诸城相州人,出生于著名的科宦之家,其祖父王钺、伯祖王锳、伯父王沛思皆中进士。其父王沛憻,雍正间官至吏部右侍郎,加左都御史衔致仕。其兄王本,官户部河南司员外郎。弟王槩,官两广盐运使。

雍正初年,王棠以举人捐授工部员外郎,正式走上仕途。王棠虽非进士出身,但其办事能力远非常人可比。雍正五年(1727)奉旨补授直隶口北道。雍正皇帝对王棠甚为欣赏,王棠引见时,雍正皇帝说:“好少年,将来大望成人的,人甚明白结实。”王棠任口北道共八年,期间屡受恩遇。雍正九年(1731),雍正皇帝下诏褒奖王棠说:“实心任事,内外臣工若皆如棠,朕复何虑。”并赏加按察使衔。雍正十一年(1733)又加授光禄寺卿衔,给钦差大臣关防,其职权与督抚相埒。

然宦海多沉浮,王棠虽富有才智,其锋芒毕露的办事风格,也得罪了大批权臣显宦,雍正皇帝在雍正七年(1729)四月十一日王棠的奏折上曾朱批说:“汝被参案件多矣!若只管存邀恩之念,则大误矣!勉之,慎之!”

王棠与众多臣工的嫌隙,特别是与雍正皇帝的另一宠臣、时任直隶总督李卫的交恶,使王棠在仕途上顿起波澜。王棠与李卫开始时并无嫌怨,但随着事态的发展,逐渐发展为水火不容。关于二人结怨的缘由,王棠在所上《奏报直隶总督李卫捏造流言污臣名节情形折》中所得甚为明了:“惟上岁高弘棨一案,伊令承审各官仅拟枷责,希图率结。迨奉命改审,疑臣奏请,遂起疾。”后来李卫因事过宣化府,王棠因病卧床未能相迎,李卫以为王棠不予接见,嫌怨益深。据王棠奏折称,李卫经常在公开场合攻击王棠,“逢人便骂”。

为此,忍无可忍的王棠失去了往日的沉稳,在奏折中直言李卫“不应捏造流言污臣名节”,而且竟然不识大体地说:“恭肯明旨询问该督,若臣果有不法或密折或露章,尽可参奏。至任意诬枉随口诋毁,臣一己之名节事小,实朝廷国法所关。”

很显然,王棠过高估计了自己在雍正皇帝心中的地位,李卫、田文镜之流才是雍正皇帝真正依任之人。雍正皇帝十分恼怒地说:“若云流言能污名节,则汝乃不知名节是何物之人。似此巧诈之术,安可于朕前施逞。如据汝奏即询问该督,则朕竟为汝等传递语言之人矣,有是理乎?蒙昧无识何至于此!”并斥责王棠说:“矢口乱道,殊属躁妄之至,齐东粗率习气合盘毕露,朕早觉汝意欲预防李卫之纠参,设为种种作用,并以先入之言惑朕听闻,故于前次奏折批谕示警。汝大误矣!倘或李卫有弹劾之举,朕必严加处分,不汝轻贷,似此尚气舞志不安分之渎奏,何益之有?”

针对王棠上奏一事,老练的雍正皇帝并没有责问李卫,而是警告李卫“同省大员背后訾怨汝者不可不详查”。精明的李卫遂于雍正十二年(1734)五月专门给雍正皇帝上折奏辩:“如光禄寺王棠,初误认为公直,与人不同,甚为刮目。后始渐觉其居心行径,实非立志中正、内外如一者。”对王棠甚为诋毁。

群臣之间的相互攻击,最终导致王棠在仕途上败北,雍正十三年(1735)被罢官。乾隆元年(1736)奉旨以云南道府试用,以侍奉老母未赴。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乾隆东巡过济南,王棠前往迎驾,蒙慰问,将有录用。同年秋,不幸“染失血病症兼感时症”,卒于故里。

刘统勋弹劾张廷玉、讷亲,有棱角且有远见

乾隆初年,朝臣最为显赫的人物,莫过于张廷玉、鄂尔泰、讷亲。可谁也没有想到,刘统勋的尖锐矛头,却直接对准了其中的两位。

乾隆六年(1741)腊月初四,乾隆皇帝照例御乾清门听政。

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刘统勋连上两道奏章,如平地惊雷,以适时、允恰、鲜见的胆识和笔墨得到乾隆皇帝和朝野上下的极力关注。

一折直指名重朝野的大学士张廷玉,认为张廷玉家族仕宦过多,请求限制桐城张姚两姓官员升转。他在奏折中说:“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小心敬慎,皇上眷注优隆,久而弗替,可谓遭逢极盛。然大名之下,责备恒多,勋业之成,晚节当慎。外间舆论,动云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此盈满之候,而倾覆之机所易伏也。窃闻圣祖仁皇帝时,曾因廷臣有升转太速之员,特谕停止升转,原任大学士王熙之孙王景曾适在其内。臣愚以为宜仿此意,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两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宗、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支、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内停其升转,使望风逖听之人,知朝廷登进之无私,亦斯世受国恩之家,长享福禄于无尽。”

刘统勋的另一折直指炙手可热的军机大臣、吏部尚书、一等公讷亲,刘统勋在《劾尚书任事过锐折》中说:“承办事务太多,恐有失疏之处也。任事过锐,臣虑逢迎者渐众也。”

乾隆皇帝是明智之人,他深知刘统勋虽然矛头直指张廷玉、讷亲,但其有所指又无所指,毕竟张廷玉、讷亲并没有实际罪过,刘统勋的奏疏过多地只是带有防微杜渐之义。从这方面说,刘统勋弹劾二人,反而是好事,折射出朝臣的融洽和朝政的祥和,由此也可以看出刘统勋的大智慧。当时的乾隆皇帝正需要像刘统勋这样有棱有角,又能为自己解除心头之忧的股肱之臣。针对刘统勋的奏疏,心神领会的乾隆皇帝“心转以为喜”。

刘统勋的两道奏折,在当时传为佳话,后人佩服其过人胆识,更敬慕其卓越远见。《国朝先正事略·刘文正公事略》说:“公强直,历清节,洞烛几先,事之可否,微发其端,至一二十年后,始服其精识。士贤不肖,亦洞见其将来。初公论劾重臣,直声震朝野,其后张文和公果以谢恩失礼被严遣,讷公以大学士视师四川,坐偾事伏法,公言若耆蔡矣。”

巡台御史李元直刚气逼人,遭高其倬弹劾

李元直,字象先,号愚村,高密人,康熙间以进士入翰林,与孙嘉淦、谢济世、陈法有“四君子”之誉。雍正间考选四川道监察御史,直言敢谏,与李慎修并称“山东二李”,京师称李元直为“戆李”,李慎修为“短李”。

雍正八年(1730),李元直奉命以御史巡视台湾并兼提督学政。按照惯例,巡台御史往往高枕安卧,遇事皆遵从台湾当地官员意见,但李元直反其所为,引起台湾官员强烈不满。同年六月,被祖籍高密的两江总督高其倬弹劾罢职。高其倬在奏折中说:“巡台御史李元直任性自用,接见官员多示威福。每天只把招揽状子作为工作,甚至贴出告示,让百姓告官。看到百姓聚观,就派衙役去问百姓是不是来告状的。”结果李元直被“降三级调用”,回京后雍正帝也不予召见,悻悻归里。

但雍正皇帝深知李元直的秉性,曾评价李元直“保其不爱钱,但虑任事过急”。又曾对大臣们说:“都说人才难得,李元直难道不是真能办事的人,只是他刚气逼人太甚。”晚年的李元直常常搬出雍正皇帝的这番话,老泪纵横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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