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形文字发现后，300年没人能懂，后来为何突然被破译了？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文字还未出现之前，史前社会就有图形记事的传统，后来一些图形被简化为象形符号，人们发现可以通过一些符号来表达一些基本的信息。这些符号越来越多，接下来人们发现可以把一些简单的符号组合起来表现更为复杂的意思，这样最早的表意文字系统就诞生了。
表意文字的核心是最基本的象形符号和约定俗成的指代符号，以及这些符号的组合方式和内在的逻辑。楔形文字以形似木楔而得名。
人类的发现一般都出自偶然，楔形文字的破译更是偶然中的偶然。1799年7月19日，横扫埃及的拿破仑军在罗塞塔村无意间发现了一块石碑——罗塞塔石碑。这块碑的上面同时用三种语言，即古埃及象形楔形文，古埃及注音楔形文和古希腊文铭刻了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于公元前196年发布的一个公告。
由于古希腊文是通行的欧洲书面文字之一，所以这块石碑无疑就是一本字典。左左右右倒查顺查一遍，整个古埃及文明唾手可得。法国人宣布，几个星期后就会有结果。实际上法国人太乐观了，这块小小石碑铭文的全破译整整用了二十年。
拿破仑攻占埃及触及了英帝国的利益，两国间爆发了史称尼罗河大战的战争，其结果是英军夺回埃及。在英国人夺回的战利品中包括罗塞塔石碑，将此占为已有的法国将军墨努弄巧成拙，为换回自己被英军扣留的其他物品，不得不交了出来，好在之此之前已经做了不少摹本，在他看来也差不了多少。英军把石碑运回伦敦，十分骄傲地陈列在大英博物馆至今。
这一举动激发了一个法国青年的爱国热情，他发誓要赶在英国人之前读懂这块碑，以夺回法国人在战场上没能得到的东西，那就是法国人的优越。这个人就是商博良。英国人自己当然知道破译这块石碑的重要性，费了挺大劲夺回一件宝贝，却不知如何使用，岂不成了笑柄？
英国方面领衔攻关的是博物馆驻馆科学家托马斯杨，且不说雄厚的财力和国家的支持，其资历就能让竞争对手退避三舍，他提出的人眼聚焦原理和光线传播原理至今仍是经典物理学的基本假设，广为引用。另外，英国人拥有罗塞塔石碑，这本身也是一个无以伦比的优势。
商博良就寒碜多了，孤军一人，无名无望，出身贫寒。可是商博良却有两个无以伦比的优势，那就是语言天赋和一个不管他干什么都盲目支持的哥哥约瑟夫。商博良出生在法国西南一个小镇费吉卡，在格里诺博完成中学教育，十三岁时就能熟练使用六种语言，其中包括埃及语和希腊语。
哥哥约瑟夫意识到格里诺博对弟弟来讲天地太小，于是倾其所有把商博良送进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师从语言大师德萨其教授。就是在德萨其教授的课堂里，商埔良第一次知道了罗塞塔石碑，英军的傲慢和法国的耻辱。于是，商博良和托马斯杨，隔着一个英吉利海峡，分别在英国和法国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商博良和托马斯杨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托马斯用的是数理逻辑的办法，而商博良走的是人文科学的道路。当然两人也有不少共同点。
这块石碑上有三种文字，而且第三种文字是可以读懂的古希腊文，而且已知这一段希腊文与上面两种楔形文字内容完全一样，那么通过认真的比较，未知文字的结构将一目了然。托马斯使用的就是当时最为先进的密码破译技术，用数学的方法统计字词出现的频率进行推测，例如，在希腊文本中出现了二十四次上帝一词，那么在未知文字中出现二十四次的词可能就是上帝的意思，正是使用这种方法，托马斯准确无误地破译了未知文字中大部分词组。
但是这个似乎无可争辩的道理恰恰误导了包括托马斯杨和商博良的老师德萨其在内的一代语言学家。因为这一理论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1、三段文字铭刻在这一块高不过1.2米，宽不过0.7米的石头上，而且这块石头顶部损毁严重，所以包括的楔形文字量是极为有限的，即便能找出全部对应的词，那么对于破译整个文字系统仍将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
2、根据现在的考证，该石碑刻于公元前196年，所使用的无论是古希腊文也好，古埃及文也好，与之前和之后的文字都会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本质的不同。古埃及文字已失传千年，而古埃及文明前后传承五千年之久，很难想像这种文字六千年间一成不变。
假定没有什么变化正是托马斯杨犯下的一个致命的错误。事实上，托马斯杨曾经在正确的道路上走了一段，他发现古希腊文中个别字词的发音（法老的名字）可能与古埃及文字的发音是有对应关系的，但是当时主流语言学家，特别是商博良的老师德萨其坚持认为楔形文字是符号且不可阅读，另外托马斯杨本人没有语言学的基础，因而错误地认为自己发现的这种对应是由于楔形文字已经被占了统治地位的希腊语影响的结果，走进死胡同，然后轻率地加以定论。
商博良与托马斯杨不谋而合地破译了石碑上的法老印章，这种印章也不能完全算印章，只是楔形文字在提到法老的时候都要用一个框框住，大约是表示尊重，这个框内都有数量不等的几个符号，显然就是不同的法老的名字。
第一个被破译的正是石碑上的法老，托勒密五世。这个结论是可以用两种办法都能得出来的。接下来，商博良就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他根据自己对现代埃及语和几种古语的熟练掌握，看出古埃及语与古希腊语音节上的对应，正确地读出另外一个法老的印章，即拉姆西斯的印章，而这位法老在位于公元前十二世纪，远在希腊人亚历山在征服埃及之前，从而断定楔形文字也是一种拼音文字。因此，罗塞塔石碑上已经包括了全部楔形文字字母，如果找出其读音和现代埃及语的读音对应关系，那么破解全部楔形文字就成为可能。
令世人想不到的是，几千年前人们所讲的语言和当今人们所讲的语言相比，有变化，甚至有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与书面语言相比居然就很小。楔形文字可以死掉一千年，但是商博良发现，现代埃及人讲太阳时和六千年前几乎是一模一样！
商博良又是如何找到音节对应关系的呢？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根据圣经的记载，从大洪水算起，从诺亚一直可数到当代，这个年份是可以算出来的，大概就是四千多年，但是精确的长度却是一个教会乐此不疲的千年话题。掌握不同版本的圣经无疑对渴望知道答案的商博良来讲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技能。
商博良在现代埃及语与古埃及语间找到了一个桥梁，那就是科普蒂克语。这是一种濒临死亡的古埃及语言，早已退出日常生活，可是在当时巴黎生活的埃及人都会去一个专门的教堂，由于这个教堂的信徒都来自埃及，出于保持传统的需要，该教堂在祈祷和做弥撒时使用科普蒂克语，也就是古埃及语。商博良拜牧师为师，专心致志，居然就成了专家。这一下，他成了掌握古埃及语，古希腊语，现代埃及语的第一人。
1822年，托马斯杨和商博良先后看到一块纪念柱的摹本。这个纪念柱被英国富商邦克从埃及最南端的费勒岛运回英国后立在自家的庄园里，至今仍是英国的国宝，与罗塞塔石碑齐名，因为这块碑是另外一块同时刻有楔形文字和古希腊文的石碑，只是这块石碑上的古希腊文刻在底座，而且只是解释性的，不是对照版。根据底座上的古希腊文介绍，纪念柱上有法老克丽尔帕特拉的名字。
这个纪念柱成了托马斯杨的滑铁卢，因为费勒岛位于埃及的最南部，距统治中心很远，所以在希腊统治数百年后仍使用楔形文字，在这几百年间书面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罗塞塔石碑对应找出的符号和显然是克丽尔帕特拉的印章对不上。但是商博良则在看到摹本之前先公布了自己的预测结果，一模一样。
对商博良这一套楔形文字的注音系统的反证，发生在商博良死后百年。在一百年里，人们根据他的发现整理了所有埃及现存的楔形文字，其中出现了一个名叫图坦卡木的法老，该法老不知所终。也许是误读，或是原本的毛病？这时，出现了另外一个锲而不舍的追求者，英国考古学家卡特，他坚信商博良的破译。在历经几十年搜寻后，终于在1922年发现了这个法老墓地。该发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由于商博良，人们不仅找到了在所有其他语言中都没有记载的这位法老，而且还十分准确的知道他的名字叫图坦卡木。
商博良最终为法国人争回了荣誉，商博良名声鹊起，闻名天下。
古埃及之后，再来看看西亚方向，两河流域。这两条河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两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产生和发展的古文明称为两河文明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它大体位于现今的伊拉克，其存在时间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世纪，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
西亚的古代文字和古埃及文一样，早就失传了。17世纪威尼斯商人彼埃特罗,在波斯帝国王宫遗址首次发现并临摹了古楔形文字,引起欧洲学术界的注意；18世纪中叶丹麦发考占家卡尔斯吞·尼布尔,发现部分古楔形文字书写规律和字母数量；19世纪初德国学者格罗铁芬完了多个符号的解读；19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罗林森在伊朗考察间,发现载有三种书体的的贝希斯吞铭文，并冒着生命危险，将悬崖上的铭文临摹了下来并实现了破译。1857年，大英博物馆组织对楔形文字解读工作的最后验证。这次验证也标志着一门以研究使用楔形文化历史的史学分支学科的亚述学诞生。
但是，西亚的的楔形文字或者说符号，是否跟商博良破译的罗塞塔石碑一样，目前还都不好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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