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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为何以诗取士(唐朝以诗取士)

唐代为何“以诗取士”

唐代为何以诗取士(唐朝以诗取士)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讲,"一代又一代之文学。唐诗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顶峰,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唐朝的科举制度规定以诗赋取士。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国诗歌发展的源头在《诗经》。为何偏偏唐代的科举考试促进了诗歌的进一步繁荣?究其原因,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第一,科举制度的改革;第二、唐代科举公开采用"通榜"的形式;第三、诗歌的教化功能。

1、 科举制度的改革

谈起唐朝的科举制度改革,要从一位主考官,刘思立说起。公元280年,也就是调露二年,刘思立在监考的过程中,发现了当时科举考试的一个弊端,既"进士惟旧策,皆亡实才。"也就是说,当时的考生根本不注重扎扎实实的学习经学知识,而是把别人已经写好的范文拿来参考,在考场上机械复制,没有创造力可言。于是,他向朝廷建言献策,"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这一主张,在公元686年得到了落实,对于考生来讲,这就意味通晓文律,推崇诗歌,成为了应试文人的不二之选。

在这之后,唐朝的进士科以贴经,策论、诗赋为主要考核内容,贴经和策论以记忆为主,诗赋则是拉开考生水平和差距的地方。因此,唐朝大量的考生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诗歌当中去,学诗作诗,通晓诗律,诗赋成为他们步入仕途的一个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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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朝公开采用的"通榜"形式

唐朝科举考试不同于其他朝代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在录取考生名单的时候,主考官先会根据考生在社会上的名望,列一个"帮贴"(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参考人员名单),为他们提供参考。为此,在考试前,会有专门的人进行采访收集参考人员的名单,这种方式被称为"通榜"。通榜的录取形式也就催生了"行卷"的产生,为了获得社会名流的赏识,提高社会地位,获得社会声誉,考生会把自己的行卷向达官贵族,或者尚书礼部进行投送。

行卷不同于科场上的应试之作,考生更多的能够显示出自己的才气,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阐述自己对政治,经济,生活的观点。历史上的一些文人如白居易,王维,杜牧都是因为行卷得到了赏识,从而名满天下,在仕途上获得一席之地。而对比之下,沉郁顿挫的杜甫却因为得不到合适的推荐者,在科场上一生不得志。行卷之风更加进一步的把科举考试和诗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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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诗歌的教化功能

孔子在《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远,弥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孔子用兴观群怨说,把诗歌的审美功能,教育功能充分的表达出来,对于统治者而言,诗歌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达到教化的手段,有利于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以诗歌被列入科举考试之中,更好的体现了"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同时唐朝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从而使科举考试趋向于平民化,使许多寒门子弟有机会能够登上龙头,在雁塔题诗。如韩愈,欧阳修等人早年贫寒,正是通过科举考试让他们走上仕途。寒门子弟大量的涌入长安,从而扩大了科举的地域和阶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唐朝为我们后来的教育制度的普及开了一个好头。

可见,唐朝的科举制度让诗歌充分的发挥了其优势,让这一代之文学蓬勃壮大起来。参加科考的人数越多,唐诗的广度和深度就越明显。这便是唐朝的特色,那些应试者体会了考前寒窗苦读的心酸,考试时长路漫漫的奔波,中榜之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欣喜若狂,人生的百味杂陈,荣辱沉浮尽在不言之中。而诗歌也在无形之中,成为唐代文人的标志,诗歌使他们彰显文采的载体,诗歌使他们抒发心中不平的解药,诗歌使他们跃龙门的助推器。求取功名路上的各种滋味,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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