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长河》(天下长河是什么剧)

导语：天下长河：比靳辅治河还难？运河找“水”，让元明清3朝头疼600年

历史上开凿运河，首要问题是水源。

因为开凿运河的目的是为了运送以粮食为主的各种物资，运送的船只都有一定的载负量，对运河的深度、宽度以及水量都有一定的要求，因而需要有足够的水源，以供船只运行。

1、运河为何要找“水”？

同时，运河的水源一般都引取于天然河流或湖泊，其自身不可能有独立的水源。

一般而言，我国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在古代，我国自然环境较今日为优。

能够大量开凿长距离的运河，说明有丰富的水源可以利用。

但是，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

一是以自然条件而言，黄河流域的天然河流大多东西流向，南北水运需要以人工运河来补充，所以历史上重要的运河大都分布在黄河流域。

二是以社会条件而言，在两三千年传统社会里，黄河流域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历代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绝大部分时间建立在黄河流域，而都城需要从全国各地提供以粮食为主的各种物资，于是每年按时向都城输送各类物资的漕运制度，成为秦汉以来各王朝的基本国策和主要制度。

同时在历史上分裂时期，黄河流域发生的战争最多，运送军需也是水运的一大任务。因此，历史上黄河流域的人工运河最为发达。但是黄河流域地处东亚季风区，降水在年际和年内不同季节变化很大，年际变化有枯水年、丰水年之别，年内变化降水多在夏秋季节，春冬往往出现水枯季节。

而每年输送漕粮多在春季二三月份，正是枯水季节；再加上随着历史的发展，黄河流域的人口的不断增加，中上游森林面积缩小，下游平原和湖滩渐次开发，农业用量增加，于是产生农业和漕运争夺水源的矛盾，运河的水源不足问题也就逐渐显露出来。

同时黄河流域的天然河流大多发源于西部黄土地带，含沙量都很高。引以为源，也引来泥沙，同时给运河带来淤浅之弊。

2、运河找“水”为何难？

元明清时代京杭大运河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就是山东运河。

而山东运河在运行中的最大问题就是水源问题。

元代开凿济州河、会通河的水源主要来自鲁中山地的汶、泗两水系。

这两大水系的特点是：

（1）汶泗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为600~700mm，河流全年径流量较小，年内分配极不均匀。

今人曾据1930年代前半期3年(1932~1934年)汶、泗流域泰安、曲阜等12个县逐月降水量资料作过统计，表明每年6~9月降水量最为集中，占全年总量的50%~70%，汶、泗等河往往在这一时期出现洪水，运河容纳不了，宣泄不及，便泛滥成灾。

而每年12月至次年2月的降水量仅占全年总量的10%以下，是每年的枯水期。而历年漕粮都是在春季起运，正是最需要水的时候，这就成为济州、会通两河致命的弱点。

（2）汶、泗两水系形态属树枝状水系，暴雨季节总流汇注，下游洪水集中，尤其是泗水支流多属山溪性河流，源短流急，洪峰高，含沙量大，对下游运河造成很大威胁。

鲁中山地山岭起伏，山岩物质多属花岗岩、片麻岩、结晶片岩以及泥沙质沉积岩构成。汶河等河谷宽广，深入山区内部，山区植被覆盖不良，暴雨季节山洪陡涨，侵蚀和搬运作用很大，而物质多为粗砂和细砾，河床多为淤塞。由于会通河通运不畅，所以元代漕运以海运为主。

3、明清运河找“水”有多难？

到了明清时期重开会通河，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水源问题。

当时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引汶工程的改建

永乐九年重建会通河时，主持工程的工部尚书宋礼采纳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在东平州（今山东东平县）东60里戴村附近的汶河上筑土坝，长5里，遏汶河南流，走今小汶河西南流入南旺地区作南北分流。戴村坝成为明代重修会通河工程中“第一吃紧关键”。

为什么要在戴村筑坝引汶呢？

这是因为元代在宁阳县北的堽城筑坝引汶，而堽城以下的汶河还有漕河、汇河（上游即今康王河）等多条支流汇入，水量大增，却未能拦入会通河。

明代改在堽城坝的下游戴村筑坝引汶，水源较前丰富。

此外，元代的堽城坝闸在末年已经圯废，明成化年间因旧址河阔沙深，不宜更作坝址，于是就在此筑堽城新坝跨汶河上，下开涵洞，置闸启闭，再开新河十余里接洸河，并在新河上筑堽城新闸，控制流沙。

所以在明代中期以后，汶河上引水工程有两条路线可以调节水源，这一点就比元代高明。

但问题并未如此容易解决，因为：

一是明代坎河（今东平县东汇河）入汶河口的汶河上有一沙洲，沙洲以南为汶河的主泓道所经，明代在主泓道上筑戴村坝，遏汶水南流入南旺，留下北面的岔流，以供泄洪。

当重运北上时，就在戴村坝东坎河口的岔流上筑一临时沙坝，使涓滴尽归南旺；如遇来水过于迅猛，则让洪水冲毁沙坝西趋大清河归海，不让患及汶河入南旺之道。但日久正河渐淤，主泓北移，沙坝不能起遏水作用，万历元年(1573年)改筑石滩。

万历十七年(1589年)潘季驯又改为石坝，石坝不能排沙，结果使汶河河床淤高，常溢成灾。

二是明代在戴村筑坝遏汶水南流，却没有在引水河道上如元代堽城、金口之制修筑闸门，因而在夏秋汛期无法控制水沙。

例如，清康熙四十一年、四十二年（1702年、1703年)，宁阳、汶上、济宁、滋阳、鱼台、滕县、峄县及江南之沛县、徐州、邳州，运河沿线连遭水患，皆由汶河堤岸不修之故。

因此仅靠汶河单一水源很难维持运河正常的运行，故必需另想他法。

（2）引泉济运

汶、泗、沂诸水发源的鲁中山地，寒武纪与奥陶纪石灰岩地层分布极广，岩溶地貌相当发育，溶洞、溶蚀岩沟均有所见。

这种岩溶地貌往往形成地表水渗漏而地下水蓄积却十分丰富的现象，常常在山麓地带涌出地面而成大泉，与地表水相对而言比较稳定。泰山地区丰富的地下水源被明代人认为是最理想的运河水源，于是永乐十七年(1419年)，在陈瑄的建议下，初浚泉源，以资运河水源。

此后每隔数年查访疏浚一次，将汶、泗中上游各地的泉源都通过地表明渠导入汶、泗、沂等水，再汇入会通河。

明代的会通河（包括元代的济州河和会通河）的水源，除了来源于汶、泗河外，比较有保证的还是鲁中山地的泉源，故会通河在明代又称泉河。

根据明王琼《漕河图志》的记载，弘治年间，山东运河水源来自兖州、济南、青州三府入汶、入泗、入沂的共有163泉。

万历年间《泉河史》共引309泉，天启年间又新辟27泉，明末共引336泉。

清代沿袭明制，也不时疏浚新泉。迄康熙初年分水、天井、鲁桥、新河四派的泉源共有430处。据《大清会典》记载，运东县和运西鱼台一县共有新旧泉眼420个。总之，明清两代几乎将鲁中山地西侧面的泉源全部囊括入运河。

但是地下水也受地表降水的影响，“泉源四时微盛各殊，大率冬春微，夏秋盛，旱微涝盛，渠流深广亦不一”，再说这些泉水都是通过明渠进入汶、泗、沂诸河的，由于河床“淤沙深广，春夏久旱亢，沙极干燥，汶泉经之，多渗入河底”，所以水源仍然极不稳定。

此外，地下水无节制地大量通过明渠导入汶泗，其结果影响了地表水的正常补给，使水循环失去了平衡，终究影响了运河水源的补给。

（3）沿运水柜的设置

水源问题解决后，如何保证这些有限的水源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明代开始采取了一种比较有效的措施，就是在运河沿线设置了一系列水柜（即水库)，用来调节运河的流量，以克服运河流量不均的缺陷。

永乐年间宋礼恢复会通河时，即在运河沿线设立四大水柜，即汶上县的南旺湖、东平县的安山湖、济宁州的马场湖、沛县的昭阳湖。

可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同一水柜既作蓄水库又用滞洪区是有困难的，因为“可柜者，湖高于河，不可柜者，湖高于河故也”。故以后逐渐将运东地势较高的各湖设为水柜，“柜以蓄泉”，运西地势较低的各湖设为“水壑”(滞洪区)，并设斗门，“门以泄涨”。

据《明史·河渠志三·运河》记载，会通沿运有南旺、马踏、蜀山、苏鲁、马场、南阳、独山、昭阳、赤山、微山、吕孟和张王诸湖名。这些湖泊原是黄河冲积扇和鲁中山地西麓山前冲积扇两个相向斜面交界处的低洼地，由长期沥水积聚集而成。

由于大汶河三角洲的伸展，将湖泊群分成两个部分：

济宁以北的北五湖和济宁以南的南四湖。

北五湖主要作为运河的水柜，以供应济宁以北运河所需；南四湖则作为运河的水壑，以受运河多余之水。

但是其中微山湖，则为“江南邳、宿一带运河，水势全赖微山湖挹注，始能浮送，为两省第一要紧水柜”，自从明万历年间开凿泇河以后，作为泇河的主要水源。

济宁以北的安山、南旺、马踏、蜀山和马场五湖，其主要作用是接济济宁以北的运河，是济宁以北运河的主要水源。

但是这些湖泊的水源本来就不丰富，又加上来水的汶水含沙量很高，日长时久，湖底受到来水所带泥沙的淤积，滩地涸露，后经周围人为垦殖，湖区水面逐渐缩小，随着来水减微，最后为农田所围，渐成平陆。

这就是明清时期沿运湖泊淤废的原因。

北五湖虽然最早定位是作为会通河蓄积水库，以便在漕船通过时保证运河有足够的水量。

但事实上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这些水柜所能蓄积的水量，因湖泊的缩小和淤浅日益减少，最终没有达到原先预制的目标。

所以明清两代会通河的水源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理想的解决。

（4）水源分配问题

南北分水地点的重新选择，从济宁分水到南旺分水。山东运河的地形条件是两端低，中间高，水源条件也南北不同。济宁以南的运河有泗、沂等水作为主要水源，水量比较丰富，足以通运；而济宁以北只有汶水及诸泉为源，水量不足以载运，因此虽然在大力疏浚泉源，设立水柜后，还有一个南北水源合理分配问题。

元代开济州河后，分水的地点选择在济宁城南，这是因为元初设计引汶会泗水源工程时，只是因袭了前人（十六国时引洸会泗)的引水路线，没有考虑到济宁以北的南旺地区地势比济宁更高，漕船“每至此而舟胶焉”。“北高而南下，故水之往北也易，而往北也是难”，故元代分水未能成功。

明代在戴村筑坝，引汶至南旺分水，南旺为南北水脊，分水地点较济宁为优。又根据南北水源多寡的条件，规定水源七分向北，三分向南；或作六分向北，四分向南。即便这样，南旺以北仍有缺水之患。

可是到了清初，“不知始自何年，竟七分往南，三分向北”。原因是南旺分水口以北一段运河泥沙淤积过深，“遂遏北行之水，尽归南下”。结果雨涝之年，济宁、鱼台、沛县一带农田被淹，而东昌（今聊城）一带在大旱之年，在在浅阻。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补授山东济宁道兼理河事的张伯行在其所著《居济一得》中提出，必须恢复“南三北七”。不知何故以后又恢复到“三北七南”。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新的京杭大运河开挖前，仍“三北七南”，造成鲁南地区的水灾不断。由此可见，山东运河分水问题始终未能尽善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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