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明太祖朱元璋

1914年，也就是民国三年，一位名叫严修的学者来到北京西苑紫光阁，瞻仰了历代帝王画像。他感叹道，历代帝王相貌“以唐太宗为最伟，明太祖为最奇”。严修所说的相貌最奇特的明太祖，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画像

从留存至今的朱元璋画像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把明太祖描绘得极其英武；另一类却恰恰相反，将明太祖画得极为丑陋，不但歪嘴，而且满脸麻子，五官不正，被称为“五岳朝天”。严修所见的画像，想必是那极丑陋的一类了。人们对朱元璋极丑陋的那些画像有过多种解释，但都没有令人完全信服的说服力。因此，到今天为止，朱元璋的真容依旧是一个谜。当然，相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朱元璋开创了一个朝代。而且，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

时势造英雄，建立大明国。安徽省凤阳县城西北的凤阳山日精峰下曾经有一座寺庙，元朝末年时，它被称作於觉寺。明朝建立后，它便被改名为皇觉寺，因为朱元璋曾经在这里出家做了和尚。朱元璋做皇帝后，曾经想在原址扩修寺院，后来因为考虑到寺庙离自己的祖坟太近，便改在别处建了一座皇家寺院，即今天犹存的龙兴寺。

清朝末年，一位名叫孙家鼐的学者曾在龙兴寺题了一联，上联是“生于沛学于泗长于濠，凤郡昔钟天子气”，下联是“始为僧继为王终为帝，龙兴今仰圣人容”。一个处于社会下层的游方僧人，最终崛起为一个新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在这一点上与汉高祖刘邦有点相像。

元致和元年（1328年），朱元璋出生于濠州钟离县太平乡（今安徽凤阳）的一个庶民家庭，初名重八，后改名兴宗。参加红巾军起义后，改名为朱元璋，字国瑞。十七岁那年，朱元璋的父母、长兄等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因为家境贫穷，朱元璋的父母下葬时都没有棺椁。在元朝末年连年不息的战乱中，每天的温饱成了朱元璋的大问题。无奈之下，他只得入於觉寺为僧，在於觉寺待了几个月，又因寺中缺粮而四处化缘。此时，红巾军起义爆发。刘福通在颍州，徐寿辉、陈友谅在蕲州，郭子兴在濠州，纷纷揭竿而起。不属于红巾军系统的张士诚、方国珍，则分别活跃于江苏一带和浙江东部。时势造英雄，朱元璋正是在这种群雄并起的背景中脱颖而出的。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离开於觉寺，加入红巾军。据说在做出选择之前，他曾通过占卜的方式选择去留，而每次占卜的结果都是鼓励他离开於觉寺，加入起义军。朱元璋绝对料想不到，这次似乎随机的选择，最终会使他在十六年之后成为这个庞大国家的主宰者。朱元璋投奔濠州的郭子兴后，先是做了郭子兴的亲兵，后因作战勇敢而有谋略，得到了郭子兴的信任，还娶了郭的养女马氏（即后来的马皇后），他在军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人称“朱公子”。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进行决战，陈友谅战死。次年，朱元璋征讨武昌，陈友谅之子陈理投降。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徐达攻陷苏州，张士诚败亡。同年，盘踞浙东的方国珍向朱元璋投降。

消灭陈友谅、张士诚后，朱元璋建国的条件已然成熟。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同年八月，朱元璋的手下大将徐达占领了元朝的大都，即今天的北京。中国历史进入明朝统治时期。

废除相权，强化君主专权。打天下易，治天下难。朱元璋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政权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此，重建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创建保证新王朝长治久安的制度，便是朱元璋接下来将面临的主要任务。从开国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统治下的大明朝的政治制度都保留着浓厚的元朝制度的痕迹。

在洪武十三年之前，明朝的政治构架是：中央由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之下设府或直隶州；府之下设州、县。都司和卫、所是军事管理机构，但部分具有疆土管理的功能。例如，洪武七年（1374年）所建的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就是明朝中央政府用以羁縻管理青藏高原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在明朝最初的十几年中，中书省是政治运作的中枢，设左、右丞相。朱元璋本人也特别重视中书省丞相的人选。第一任中书省左、右丞相，分别是开国功臣李善长和徐达。李善长富贵而骄，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命李善长退休，表明他对中书省丞相权力过大的情形开始有所警觉。

李善长之后，朱元璋对丞相的人选举棋不定。他找刘基商量，问他对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等人的看法。刘基说，杨宪“有相才无相器”；而汪广洋“褊浅”，缺乏宰相“持心如水”的度量。至于胡惟庸，刘基说，如果用驾车来比喻治理国家的话，他担心胡惟庸会将车打翻。然而，由于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朱元璋还是提拔汪广洋为中书省右丞相，胡惟庸为中书左丞。汪广洋是一个好酒的文人，没有什么政治头脑，中书省大权渐归于胡惟庸之手。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胡惟庸成为中书省右丞相，后来升左丞相。从洪武六年到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负责中书省事务八年之久，是明初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胡惟庸是有一定的才能的。《明史》也说，朱元璋“以惟庸为才”。然而，胡惟庸的品行却很恶劣。吴晗先生在1934年所撰写的《胡惟庸党案考》中曾说：“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

随着权力的膨胀，胡惟庸“生杀黜陟，不奏径行”，还刻意结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胡惟庸还曾私下扣押犯罪的人所藏的名画——宋代画家夏珪的《长江万里图》，后来被朱元璋从胡惟庸府中抄出，成了他贪赃的证据。

胡惟庸本人的胡作非为，最终引爆了洪武十三年皇权和相权的冲突。这年正月，胡惟庸被杀。以胡惟庸之死为标志，明代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转折。

朱元璋杀胡惟庸，表面上是因为胡惟庸胡作非为，归根结底却应该是皇权与相权的冲突。自秦朝以来的一千多年中，宰相是辅助君主执政的大臣，是统领百官、总揽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在不同朝代，宰相的名称和职权虽然会有所变化，但其作为皇权和官僚制度之间的枢纽的性质却没有变化。相权与皇权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相权是皇权的延伸，是协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权力的伸展；另一方面，相权却又制约或威胁皇权。纵观中国历史，在皇权与相权博弈的过程中，皇权日尊而相权日衰。然而，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不能容忍任何对皇权的挑战，所以他选择了废除宰相制度。

处死胡惟庸后，朱元璋决定废除中书省，同时革除大都督府。他下诏说：“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蠹害政治，谋危社稷。……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

中书省废除后，其职权一分为六，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大都督府的权力则被一分为五，由中、前、后、左、右五军都督府分掌。此外，朱元璋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增设通政司，掌内外章奏；洪武十四年（1381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这样，之前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向皇帝负责的政治架构，变成了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十三个机构共同向皇帝负责的格局。

后来，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强调他废除宰相制度的目的。他说：“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所谓“事皆朝廷总之”，就是一切政务都由皇帝总揽，一切权力集中在皇帝的手中。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还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如此严厉的规定，使得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再也没能恢复。

朱元璋还加强了六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的职权。六科设于午门之外的东西朝房，负责驳正六部的违误，都察院监察御史职司进谏，合称“科道”。科道官员品低而权重，可以弹劾各级官员。在地方上，朱元璋在洪武九年（1376年）废行中书省，改设布政使司，掌民政。布政使司与掌刑狱的按察使司、掌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三司”彼此不相统属，各自直属中央。

废宰相之后，皇权与相权合二为一，君主专权得到了空前强化。然而，从政治运作的角度看，废除宰相却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例如宦官专权的问题。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感叹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而且，朱元璋可以凭其超强的工作能力，把大权独揽于身，但他的子孙后代却不能与他相比，从而留下了隐患。朱元璋处心积虑的废宰相之举，其实并不能化解封建末期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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