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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潼名字怎么样(刘什么潼的男明星)

导语:刘潼的文人缘分

刘潼名字怎么样(刘什么潼的男明星)

文/董乡哲

刘潼的祖父刘晏,天生聪明,八岁跟随朝官封泰山,因献《颂》被唐玄宗召见,张说现场试考之后评价:“国瑞也”。于是授刘晏为秘书省太子正字。据《东明县志》载:刘晏十岁那年的一天,玄宗御在勤政楼(今西安兴庆宫公园)观看教坊表演顶竿杂技,便命刘晏针对这个节目做诗。刘晏应声吟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尤自嫌轻更着人。”博得唐玄宗、杨贵妃等人的称赞。成年后任度支郎中、度支盐铁使等官,改革漕运、盐政、粮价,推行常平法,“军国之用,皆仰於晏”功勋卓著。著有《享太庙乐章》、《奏禁隔断练湖状》、《遗元载书》、《恳让吏部尚书表》、《检点祭器奏》等文。

到了刘晏这一辈,虽然没有祖父那样富有才华,却很有文人缘。约咸通三年(862)昭义节度使唐持病逝,朝廷命刘潼“拜昭义节度使”。翌年,“河东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卢简求以病求罢,诏以太子少师致仕归东都”于是,刘潼又被派往太原任节度使。

鱼玄机

在这里,恰巧遇到京城有名的女诗人鱼玄机前来求职,得知她在家中被正妻虐待,赶出家门生活无着的情况,十分同情,遂聘她在府中任职。鱼玄机无以为报作《寄刘尚书》一诗相赠。其诗云:

八座镇雄军,歌谣满路新。

汾川三月雨,晋水百花春。

囹圄长空锁,干戈久覆尘。

儒僧观子夜,羁客醉红茵。

笔砚行随手,诗书坐绕身。

小材多顾盼,得作食鱼人。

一、二联称誉、渲染刘潼上任的情景,并表明了地点、气候、季节和时间。三、四联颂扬了辖区长治久安的太平景象及人民祥和生活的状况。五联以笔随手,书绕身的和谐意象起兴。六联承上自谦小材,表达了“得作食鱼人”的谢意。诗句中“食鱼人”即食客的意思,出自《战国策·齐策四》,冯谖为孟尝君的门客,因为无鱼可吃,就弹铗而歌。孟尝君命食之。后遂为比喻门客的典故。在此鱼玄机自喻做刘潼的幕僚。

京城、潞州与太原距离图

在此期间,出了一件事情,给鱼玄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原来,刘潼离任潞州后,户部侍郎沈询继任昭义节度使。据《北梦琐言》描述,沈询“精粹端美,神仙中人也”。诗人曹唐作《游仙诗》描述沈询风流倜傥:

玉诏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领东方。

不知今夜游何处,侍从皆骑白凤凰。”

人长得帅,自然风流。府中有一婢女也很美,两人就搞到了一起。沈洵的夫人在嫉恨之余,就把婢女许配给了家奴归秦,由于婢女白昼在府中做事,只是早晚与归秦团聚,归秦渐生恨意。该年十二月的一天,沈询设宴招待友人,席中作了一首诗云:“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归秦在窗外听到,以为沈询要加害于他。于是,勾结昭义军下级将领,攻击潞州府,杀了沈询一家。朝廷将此事上升到政治层面云:“昭义军乱,杀其节度使沈询。”于是派“刘潼代为节度,驰至,刳奴心,祭其灵坐。[1]”当时,鱼玄机还在府中,这件事给她的负面影响是严重扭曲了对低层民众的看法,这就是后来发生“戕婢”事件的心理因素。

薛能行次灵龛驿

咸通六年(865)西川节度使李福关押来访南诏大使,因不符合朝廷主和政策。咸通七年(866)懿宗作《大赦文》:“……仍委刘潼审详事机,明国晓谕,如能重修和好,信使如初,朕当虚怀,一切不问。……”三月“以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州节度使”,鱼玄机虽未随行西川,却在拥有一段感情缓冲空间的同时,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话说刘潼在赴任途中,又收到前任李福副使薛能的诗作《行次灵龛驿寄西蜀尚书》,诗中写道:

北客推车指蜀门,乾阳知己近临坤。

从辞府郭常回首,欲别封疆更感恩。

援寡圣朝难望阙,暑催蚕麦得归村。

雷公解劚冲天气,白日何辜遣戴盆。

首联描述刘潼赴任事宜。颔联叙述往日交情。颈联作了这次可能与李福同贬,不能再入朝为官的预测。尾联描述了无辜蒙冤的遭遇。诗中“戴盆”出自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辩问》:“周孔自偶,不信仙道,……岂可以圣人所不为,便云天下无仙!是责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喻指陷于困境或蒙受不白之冤,在此薛能用以自喻受李福拘捕南诏使者一事的连累。刘潼读后怜悯之心油然而起,遂保留了薛能嘉州节度使职务,避免了一次灾祸。如果没有刘潼的挽留,作为宗室成员的李福被贬“蕲王傅”,而对于薛能来讲重则丧命,轻则“得归村”。那样就谈不上后来的京兆尹、徐州及许州节度使之任。如此说,刘潼此举可说是在关键时刻,改变了薛能的命运转危为安,延长了他的仕宦历程。

综上,刘潼的文人缘则在于雪中送炭,救人以危难之中,可谓善莫大焉。有道是:

名宦名媛惺惺惜,呈谢文学耀千古。

诗家官吏继相求,转危为安得救赎。

有缘何用千里会,与人为善理当如。

两段佳话被铭记,一种情缘得仰慕。

[1]《资治通鉴》记为咸通五年正月“以京兆尹李蠙为昭义节度使,取归秦心肝以祭沈询。”与《新唐书·沈传师附沈询传》“刘潼代为节度,驰至,刳奴心,祭其灵坐。”(《旧唐书·本传》未记)所记不同。笔者认同后者的原因有三。其一,当时李蠙还在长安,距离潞州(今山西长治)比太原远。其二,刘潼刚离职潞州,对昭义军较为熟悉。其三,《新唐书》的成书时间早于《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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