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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佛教发展状况如何(西晋佛教发展状况图)

导语:西晋佛教发展状况

西晋时期,国家恢复统一,结束了连年的纷争,佛教也相较之前有所发展。尤其在此时,学者众多,他们四处宏扬经典,使佛教广泛流行起来。

西晋佛教

西晋佛教,是说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兴四年(316)建都在洛阳,共五十一年间的佛教。在这个时期,著名的佛教学者竺法护、安法钦、梁娄至等人分别在敦煌、洛阳、天水、长安、嵩山、陈留、淮阳、相州、广州等地,或翻译经典,或弘传教义,或从事其他佛教活动,因此佛教比起前代来有了相当的发展。

对西晋一代主要的译人、译籍,后世已有所品评。但西晋一代的佛典翻译,还没有成熟,所以后世研诵者不多。西晋的佛教义学,继承后汉、三国,以方等、般若为正宗,这在当时几位著名译人的译籍里可以看得出来。如竺法护,虽然译出许多重要典籍,但他的中心思想仍是继承支谶、支谦传弘方等、般若之学的。他的译出《光赞》,和支谶译出《道行》、支谦译出《明度》是一脉相承的。他还译出以般若性空为基础的《贤劫》八卷、《大哀》八卷、《密迹》七卷、《持心》四卷、《海龙王》四卷、《等集众德三昧》三卷、《大善权》二卷等方等经典,并且曾经抽译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总之,他的译业,主要是在于弘扬般若性空的典籍的。同时无罗叉、竺叔兰继承朱士行的遗志,他们译出的《放光》,即盛行于当时。淮阳支孝龙,常钻研《小品》以为心要。他获得叔兰刚译出的《放光》,阅读旬余,便从事敷讲。后来河内帛法祚(帛法祖之弟)作了一部《放光》的注解,其书不传。卫士度略出《道行》,也在此时。另外《首楞严》在西晋有竺法护、竺叔兰两种译本,帛法祖还作了一部注解。由这些,可见当时义学沙门是如何重视方等、般若的了。

由于佛教在西晋渐次流行,对道教的传播也有所影响,因而在道教徒中有《老子化胡经》之作。晋惠帝时,道士祭酒王浮平日和帛法祖争论佛道二教的短长,王浮乃撰此经以扬道抑佛。老子化胡之说,从后汉以来已开始了。如《后汉书. 襄楷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又《魏略.西戎传》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王浮的《化胡经》,或即集前人的传说而作的。

至于当时朝野对佛教的信仰,已经相当普遍。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法琳《辩正论》卷三)。这虽然是后世的记录,未必即为信史,然而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A山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

其次当时译出的经典,除了抄写传播而外,还流行一种细字经和供养经等,足见当时对佛教信仰的广泛。如永嘉中,有不详氏族的安慧则,工正书,于洛阳大市寺,在黄缣上用细字书写《大品般若经》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一共写了十几本,即其一例。另外,西晋时代抄写的供养经,有些还流传到现在,如敦煌出土惠帝永熙二年(291)所书写的《宝梁经》上卷,土峪沟出土元康六年(296)所书写的《诸佛要集经》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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