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重臣许国的宦迹生涯是什么(明朝许国)

导语：晚明重臣许国的宦迹生涯

许国，字维桢，明嘉靖六年（1527年）出生于歙县一个贫苦的家庭，一生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隆庆年间授翰林院检讨，后在万历帝的重用之下，官至内阁次辅，参与制定国策，勤于政务，万历帝曾手书“责难陈善”四字赐之。许国为官沉稳谨慎、忠诚练达，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且其诗文造诣极高，作品浑淳典雅，王世贞、汪道昆、李维桢皆极称之。有《许文穆公集》存世，内容丰富，“于当时朝政盛衰、人物消长，皆可观其大略也”。

　　

　　入仕初期，许国独特的为官品质就使其颇受赞誉。隆庆元年，朝鲜王族内部纷争不息，许国、魏时亮奉命出使朝鲜调解矛盾。至朝鲜时，适逢朝鲜王薨，朝鲜王族派河城君迎接，许国因河城君未继位不许，后经臣民劝说，才许其迎接入城。入朝宣诏时，朝鲜王族要求大明使者面向西面宣诏，朝鲜王族面向北面听诏，许国、魏时亮力争之，终于南面宣诏，此举为明朝争来了国威。许国生性敦厚简朴，常怀有恻隐之心，“所识穷乏及所哀怜之交，缓急相抵，至倾囊振之，无吝容。居京时，每亘出必携钱以施丐者，丐者群集陌上，人得受一钱去”（《许文穆公集》）。他又非常廉洁，出使朝鲜回国时，朝鲜臣民赠送其颇多礼品，然许国均没有接受，还常因别人馈赠而生气。此外，许国不畏强权的个性在这一时期也独树一帜。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父亲病死。按照封建礼教，张居正必须离任回乡服丧三年。时户部侍郎李幼滋因想要讨好张居正，首倡夺情之议。内阁大臣吕调阳、张四维附和，并引前朝事例，请张居正夺情视事。后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书弹劾，说张居正夺情是违背纲常伦理。检讨赵用贤又上书，认为不能援前朝事为张居正夺情制造根据。张居正大怒，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各六十。时无人敢问，唯有许国一人制酒杯为铭送给二人，以赞扬他们的品行。

◇许氏宗谱中的许国像

阁臣生涯

　　

　　许国忠诚坦荡，其独特的为官之道，使得他在后期的仕宦生涯中愈加耿直。万历十一年（1583年），神宗命许国入阁办事。至此，许国开始了仕途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从万历十一年入阁，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致仕，许国一直参与朝廷重大决策制定，成为明神宗的内阁重臣，赞理机务。而在这九年的阁臣生涯中，许国耿直的性格，一方面进一步成就了他，另一方面也成为其致仕的重要因素。

　　

　　一、入阁前期

　　

　　万历十一年，许国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不久加封太子太保，改授文渊阁大学士。此后，直至万历十五年（1587年），许国主要是参与各项朝政处理，由于其忠诚耿直的性格，加之出色的业务能力，得到万历帝重用。后万历帝特准他回乡建造牌坊，此即后来名扬海内外的许国石坊。

　　

　　除屡次升迁外，许国耿直的个性在这一时期亦有所体现，如万历十二年（1584年）发生的高启愚案。此案一开始其实与许国并无直接关系，主要是针对首辅申时行的，但是许国的耿直性格使得他无法视之不理。万历七年（1579年），高启愚主应天试，以“舜亦以命禹”为题。至万历十二年，丁此吕以此命题弹劾高启愚为了阿附故太师张居正，有劝进受禅之意，后丁此吕被吏部尚书杨巍等贬官。此事一出，御史江东之等人均联袂上疏弹劾杨巍，并牵及申时行，故申时行与杨巍多次上疏求去。许国亦愤而求去，斥责李植、赵用贤等人，上疏曰“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温纯：《温公毅集》，卷二），然而万历帝“洞烛屡下，温旨勉留二辅臣与巍”。此后，明代政府与言官之间的矛盾越发激烈，党论之兴遂自此始。

　　

　　二、入阁后期

　　

　　从万历十六年（1588年）至万历十九年，此为许国入阁的第二个阶段。由于许国耿直的性格，又因涉及利益问题，在这一时期的党争案件中，经常能见到许国的身影。且此阶段党争不仅仅只涉及阁臣与言官，内阁阁臣之间、内阁与皇帝之间也均存在种种问题。

　　

　　明代阁臣除与言官集团对立之外，其内部也时有摩擦，如许国与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两人因性格不同，加之又对朝政持不同看法，矛盾的存在亦是难免的。影响较大的是二人之间因“争国本”一事产生的矛盾，此事直接导致了二人的致仕。

　　

　　立储是封建王朝的头等大事，因而被称作“国本”。万历年间，围绕着立长立幼的问题，神宗和廷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许国在“争国本”的问题上，则与神宗保持着不同的态度。万历十八年（1509年），许国曾三次进谏规劝立储等事，“上尝召见阁臣，国以三事进规，其一册立，深以不得所请为惭”（谢陛：《歙志》）。疏上后，皇帝下令明年春举行册封礼。至万历十九年，内阁联名呈请神宗立储，时申时行因病告假，此次呈请便由许国执笔。疏上后，帝益怒，亦未采纳此次呈请。后许国又多次上疏请求神宗立储，“皇上毋以一夫之轻言，遂妨九庙之大计。仍复明春之定期，勿改”（《许文穆公集》）。先前因联名呈请之事，神宗对许国已有不满，后许国又多次上疏乞休并请册立，神宗诘责曰：“册立之事，朕自有定拟。小臣激阻，卿为次辅，正当调停度处，反为附和。”（《许文穆公集》）直至九月，许国因万历帝诘责五次上疏乞休，万历帝遂予其告归。

　　

　　

◇歙县许国石坊

　　按照惯例，明代大学士的揭帖由皇帝预览之后应直接退回本人，并不予公布。但是申时行的揭帖被许国所获，许国耿直的性子使其毫不客气地将揭帖公之于众。当然，许国与廷臣之间的摩擦也有其他原因的存在。从万历十八年起，许国多次上疏请立储，见于记载的，应有十数次之多。一方面，是由于其忠君爱国思想使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耿直执拗的性格。如内阁联名呈请立储一事，若许国像申时行一样处事圆滑，那么他与申时行的命运也不至于在万历十九年走到尽头。尤其是在神宗对许国表达过不满之后，他仍坚持己见，反对废长立少，可见其性格的执拗。

　　

　　家国情怀

　　

　　许国入仕二十六年，浓厚的家国情怀一直贯穿其仕途始终。从万历十一年开始，许国多次上疏请求辞免恩命或致仕，见于记载的有二十次之多。许国上疏致仕并非因为不爱国，而是出于一个臣子的责任所致。万历十一年，许国57岁，随着年龄渐大，愈发感到处理政事力不从心，故只能上疏请求致仕。但是万历帝对他的倚重，更使得许国“伏读深思，一字一涕方寸之，亦不足为镌。竟犬马之年，不足为报，即当竭餍趋命”（《许文穆公集》）。也正是由于这种家国情怀的影响，许国在许多事情上一直坚持己见，执拗不已，即使会得罪皇帝、同僚，仍然毫不退缩。这其中尤以立太子一事最为明显。在立长立少的问题上，许国一直坚持祖制，站在神宗的对立面。万历帝在一开始还可以听进去大臣们的进言，但后来却因此事经常暴怒，屡有请立者被处罚。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国仍然数次上疏，最终因此事致仕。作为内阁次辅，许国完全可以顺从神宗心意，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除了其性格原因，家国情怀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史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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