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仪之争对明朝的影响(何谓大礼仪之争)

导语：“大礼仪”之争，宛如一记重锤！击碎了明朝民间宗族发展的禁锢

华夏自商周时期建立宗法制度，从这一刻开始，宗族的观念便开始在华夏生根发芽，经过漫长时间的不断发展，这一观念开始逐步植根于华夏民族的内心深处。宗族的观念一直持续到清朝末期都始终被民间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在明朝嘉靖年间发生的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我国民间宗族的发展造成了极为重大的影响。这个历史事件就是“大礼仪”之争！

一、“大礼仪”之争

“大礼仪”之争前前后后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这里笔者只作一个简单的概括：明武宗朱厚照在31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因为其膝下无子且皇族这一系到朱厚照这里便已经断绝。那么就只能在旁系当中选择一个与朱厚照同辈的人来继承皇位。最终，经过杨廷和等大臣的商议后决定由兴献王之子朱厚熜来继承皇位，这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朱厚熜与朱厚照是堂兄弟的关系，并非是直系血亲。那么按照明朝的宗法制度，皇家是“大宗”，而藩王是“小宗”，朱厚熜要当皇帝就必须是过继到皇家的大宗来，而放弃原先藩王的小宗身份。简单的说，就是朱厚熜今后太庙祭祀的时候不能祭祀自己的爸爸，而要跟着朱厚照一起祭祀朱厚照的爸爸，以及爸爸的爸爸……

这下嘉靖皇帝就不干了，当个皇帝最后连自己亲爹都当没了，于是就坚持要祭祀自己的爸爸。这样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就不干了，坚持要嘉靖祭祀朱厚照的爸爸。双方这个争执的过程便是“大礼仪”之争！

最终的结果，是以杨廷和去职，而嘉靖皇帝获得胜利而结束：也就是说，嘉靖皇帝终于可以在太庙中祭祀自己的爸爸了。

二、“大礼仪”之争的两大突破

“大礼仪”之争实际上是明朝皇家宗室间的一次矛盾冲突，但同时又是我华夏封建时代宗法伦理观念的一次大的争论，而嘉靖皇帝的最终获胜则是预示着明朝的宗法制度在几个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一是“血亲”战胜了义理。嘉靖皇帝认自己的爸爸，这是血脉亲情；认朱厚照的爸爸，这是宗法义理。当血脉亲情与宗法义理二者发生根本冲突的时候，嘉靖皇帝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血脉亲情。如此一来就树立了一个榜样，宗族的终极纽带应当是血缘关系，而不应当人为的以“大宗”和“小宗”将宗族血脉加以割裂！

那么这样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呢？按照商周时期的宗法，以嫡传的“大宗”和庶出的“小宗”加以区分，在经过几代人后，出了“五服”的族人便已经与原族恩义断绝，不再归为原宗族。但是现在却不同了，只要有血脉联系，便可以成为一个宗族。

二是人人皆可祭祀始祖。按照原本的宗法模式，“大宗”和“小宗”分开之后，只有大宗在组织祭祀的时候可以把本家最早的先祖拿出来祭祀，小宗如果组织祭祀则只能从分封之后小宗的第一任先祖开始祭祀。那么现在则不同了，嘉靖皇帝身为一国之君，他一旦进行太庙祭祀直接就一竿子杵到朱元璋那儿去了，而他又因为认自己的爸爸所以是“小宗”。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无论“大宗”和“小宗”都可以不分贵贱的祭祀自己共同的祖先。

三、“大礼仪”之争的示范性影响

一是人人皆可祭祀始祖之下的修祠热。如前文所述，嘉靖皇帝树立了榜样，“大宗”和“小宗”都可以祭祀自己共同的祖先。为了确保这一行为的正当性，当朝的几位重臣张璁、夏言等重臣先后主导制定了太庙和臣民宗庙祭祀的定则。如此一来，明朝百姓之家设置宗祠追祭远祖也成为了法定认可的事情。

既然有了明确的法律表述，民间百姓家但凡有些资财的便开始纷纷建立自己的宗祠，然后组织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定期进行祭祀。作为精神联系的纽带，一座座宗祠拔地而起的同时，实际上也就预示着一个个新兴的宗族开始建立。这个时候，宗族这一组织便逐渐从原先的士绅阶层逐步的扩大到了百姓层面。

二是民间家谱的修撰。随着新兴宗族的形成和发展，他们开始不再满足于单纯祭祀三代以内的先人，民间便开始纷纷采取修撰族谱的形式来追溯自家的始祖。这是百姓发自内心的一种对自身家族渊源的向往，家谱的重要性已经上升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而这种家谱的修撰又反过来促使宗族本身更具有了“神圣”的意义。

比如，家谱除了追溯族内先人之外，还会记录族人的一些重要历史行为和相关的评价，一些实力较强的宗族还会在家谱或族谱之中增加族规家训，祠产等相关内容，从而使得整个宗族的体系架构跃然纸上，使后人观之一种荣誉感油然而生。

三是宗族规模化的形成。随着家谱修撰的不断延伸，其追溯的祖先自然会越来越多，而在现实当中发掘出的具有血脉联系的人群自然越来越大。甚至于会出现，好几个宗族在修家谱的过程中最后竟会追溯到同一个祖先的现象。

那么如前文所述，嘉靖皇帝在“大礼仪”之争当中已经亲身做了示范，宗族的终极纽带应当是血缘关系，只要有血脉联系，便可以成为一个宗族。这个时候，人们便开始自发的依据血脉关系“抱团取卵”，使得民间宗族势力和规模快速的膨胀，甚至是几个宗族联合祭祀共同祖先的想象也屡见不鲜。

四、总结

首先在“大礼仪”之争过程中，嘉靖皇帝为了证明其行为的合理、合法性，从法律角度放开了民间百姓修建宗祠的修建，这实际上就是为民间宗族的大发展埋下了精神纽带的种子。其次，通过“大礼仪”之争，嘉靖皇帝以血脉亲情突破了宗法义理的限制，实际上也就是冲破了传统的思想禁锢，为民间宗族以血脉联系而快速发展提供了示范并赢得了空间。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大礼仪”之争实际上是“理”对“情”的压抑，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这明显就是朱熹的“理学”客观表现；而嘉靖皇帝的抗争实际上更接近阳明心学中的“心外无物，心即理，知行合一”，所以这本就是“理学”和“心学”两种哲学观点的碰撞。而随即而来的民间宗族大发展，实际上也体现出人们冲破了“理学”的思想束缚，开始学会依据良知进行价值判断。

图/来源于网络

文/华夏问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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