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周刊·封面丨特立独行一“夫子” ——礼学家陈戍国先生其人其事
导语：
来源：【湖南日报】
编者按
中国自古以来有礼义之邦美誉，礼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我国经学、礼学研究界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著名礼学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戍国教授在相关领域辛勤耕耘，奋力治学，在中国古代礼制史研究、儒家经典整理研究等方面著述甚丰，具有开拓性贡献。2023年1月7日，陈戍国教授因病逝世，享年77岁。《湘江周刊》特邀陈戍国教授博士生弟子彭永撰文怀念。
彭永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先生遽归道山之后，台湾成功大学教授柯金虎发唁电称“世上少了一个读书人的楷模”。斯人已逝，斯文长存，我们恍惚中似乎又见到这位特立独行的“夫子”：一头白发，右手扶着镜框，微微倾斜着身子，在阳光里、绿叶下自豪开心地笑着，那些苦难、那些遭遇、那些嘲讽都已远远被他甩在身后。
（陈戍国。 陈冠伟 供图）
戴了十八年的“帽子”
湖南隆回，“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的故乡。1946年，陈戍国先生出生于隆回滩头镇柏水村，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陈戍国记忆力超群，又肯下苦功夫，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为当地父母教育子女刻苦读书的楷模。
1961年，陈戍国考入隆回一中，书生意气，有一次指出老师的错误，老师恼羞成怒，结果被整了材料，“该生不宜录取”进了档案。语文老师易重廉向学校建议：该生出身贫下中农，年纪尚小，要考虑学生前途；况且该生成绩优异，大学如不录取，也会影响学校的升学率。学校采纳了易老师的建议，“该生不宜录取”的鉴定没有进入档案。
1964年7月，经历报考风波的陈戍国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之所以填报这里，一是因为不仅不收学费，还有不等的生活费补贴；二是自1953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湖南所有学校文科的本科，都集中在这里，除了师范学院，就没有文科本科可考了。
在湖南师范学院求学期间，陈戍国深得辞赋名家马积高等先生的赏识。但是，为人正直、爱发议论的脾性，又让他摔了大跟头。他对特殊时期的时局发表了看法，被同学告发，被打成“反动学生”，先是俟罪长沙、挨批被斗，后下放到汨罗江畔，与马积高老先生等一同劳动改造。
大学延迟两年毕业后，陈戍国先是被分配岳阳某农场，后发配回原籍隆回。隆回县文教局又将其发配到“隆回的西藏——小沙江”，要他负责从县城挑书本纸张去小沙江，单程就有200多里远。经过一年多的劳动锻炼后，陈戍国被安排到隆回十二中，再调整到岩口中学教高中。从岩口中学到老家柏水有40余里路，当时有班车，也有拖拉机，但陈戍国总是走路回家。身背黄色挎包，脚穿轮胎做的皮草鞋，是他不变的形象。
1979年，研究生招生考试恢复，得知消息后陈戍国决定报考。他第一志愿报考复旦大学古代文学专业，虽说总分超过录取线，但由于“反革命”的帽子没有摘掉，不予录取，最后转到第二志愿西北师范大学，被同样“挨过批斗”的郭晋稀教授收到门下。
1984年，戴了18年“反革命”帽子的陈戍国终于被平反。此时他在岳麓书社担任编辑，时值盛年，醉心学问，白天编辑书稿，晚上钻研学问。他不修边幅，长年穿着一套墨绿色的衣装，低头走路不抬头看人，几次被门卫当成邮递员拒之门外，闹出笑话。
1987年，年已不惑的他考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当今研治《礼仪》第一人”（顾颉刚语）沈文倬先生。他1989年毕业后辗转任职于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陈戍国一生清贫，在西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与在杭州大学读博士的时候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生活，艰难到寒假乏资无法与家人团聚，艰难到数九寒冬还在外打零工维持生计。这种艰难处境下，又有几人能够坚持向学而不改其心志？
“曾经碰到过所谓‘教育家’玩弄权术、故意制造的横逆，也曾经遭到金钱的困扰。对付那些横逆与困扰，我也只能像抹去蜘蛛网一样置之不顾。”正如他在《中国礼制史》后记所言，处“横逆与困扰”之境，研治古礼，怡然自乐，不觉时光之流逝，此即做学问之境界乎！
板凳一坐十五年冷
（陈戍国代表著作《中国礼制史》。）
苦学，是陈戍国的标识。他在柏水小学就读时，放学回家，上山砍柴，遇见松油成坨就捡，以备晚上学习点亮之用。虽然睡前洗了脸，但翌日的脸色堪比包青天，实在比凿壁偷光还寒酸。
在省博物馆工作期间，陈戍国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治学，保卫科反映其办公室灯光经常亮到凌晨3、4时，有时乃至通宵达旦。同事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向他请教熬夜不累秘笈并表达关心。他说以冷水洗头，并说自己在办公室坐久了也会锻炼，做自编体操、举凳子等。宿舍和办公室有一里之距，上下班会口含一口清水步行，以免在马路边行走吸收不清新空气。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陈戍国说，能让他静心做学问，就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了。在撰写《中国礼制史》的15年里，他读过的各种专著达600多部。
不过，这套专著推出前学界对陈戍国并不怎么关注，更谈不上鲜花和掌声，熟悉的人甚至认为他多多少少有点“怪”：单位组织公费旅游，他一次都不去；不愿意装电话，不买手机，不喜欢与人闲谈应酬；连续几年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也没有承担过一次课题，岗位津贴申报的是教授中的最低档。他脑子里头可能就只有读书这个事，这使得他无暇顾及其他，不愿与人虚与委蛇，自然就被一些人认为性格上有些瑕疵。
陈戍国坚信做学问没有捷径，唯有下苦功夫。读研时他向武汉大学黄焯先生请教学问，多有书信往还，黄焯先生曾赞其“当今治学问若陈君者，实乃凤毛麟角。”他下苦功夫的精神，从学外语即可窥见一斑。中学、大学学了俄语和英语，读硕士时学了日文，读博士时又学了德文，不过他的外语只能读写不会说听，第一次考博时考的是北京大学，专业成绩第一，但北大博士要面试口语，陈戍国只进去了不到一分钟，就摇着头出来了，未能如愿。
陈戍国惜时如金，从不参与无谓的交往和闲聊。他在隆回十二中的宿舍门上贴了张纸片，工整地写上“谢绝闲聊”。在宿舍的墙上贴上胡适的四句话：“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他备课充分，教案写得认真，但课堂上从不看教案。示范朗读课文有板有眼、一字不苟，恨不得把文字里蕴藏的意义都给宣泄出来。他的板书清癯削瘦，十分工整，撇捺拖得细长。
（《四书五经》陈戍国导读校注本。）
同在岳麓书院的张松辉教授是《道德经》研究名家，多次建议陈戍国爬山锻炼身体，他说没必要，因为他自编了一套健身操，每当自己在屋里读书累了，就在室内踢踢腿，弯弯腰，效果也不错。张松辉想到《庄子》里的一段话：“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高山密林之所以能够给一个人带来愉快，是因为这个人的精神生活还不够丰富，所以还需要外物来为自己添加一些乐子。那些思想境界高的人，精神生活特别丰富的人，他们不需要山林，不需要外物。陈戍国大概就是这样。
陈戍国对善本书尤其宠爱有加。当年儿子冠伟尚幼，一家六口仅靠他一人拿着微薄工资养活，缺吃少穿，生活举步维艰，一分钱掰成两半用，平时出门办事，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衣服洗烂洗白了也舍不得丢，哪有余钱去买书。但当他看到书店新到的善本书时，脚就如注铅一样难以移动。谢鸿鹤是陈戍国教过的高中生，有一个场景他记得特别深刻。有一次，他陪着陈戍国从省博物馆挑着两个箩筐走到袁家岭新华书店，买完书后，扁担两头一头箩筐坐着儿子冠伟，一头箩筐装着新买的书，再从袁家岭走回省博物馆。回家的路上，挑着书和儿子的陈戍国像一个打了胜仗凯旋的将军，洋洋得意，健步前行，幸福感爆棚地说：“书是宝贝，儿子更是宝贝，都是宝贝，都是宝贝哟！”
“我读大学的时候，带着‘镣铐’攀登，并未自甘沉沦。后来不戴‘帽子’了，我亦未贪图安逸，仍然刻苦求学。不敢说学有所成，但我感觉到活得充实，一年比一年充实。没有百折不挠的意志，不能吃苦，治学也难。”几十年之后，在一封写给大学生的信中，陈戍国这样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
填补了我国人文学科的重要空白
（1994年陈戍国与妻子卢莲香在湖南师范大学。 谢鸿鹤 摄）
陈戍国的学术传承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西北师范大学的郭君重晋稀先生，另一个则是杭州大学的沈凤笙文倬先生。郭先生学术传承为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杨遇夫树达先生、曾星笠运乾先生，是曾、杨二位先生看重的亲炙弟子与高足。郭先生是古典文学、古代文论、音韵学大家，陈戍国从郭先生学诗，郭先生指示从礼入诗，因此，《诗经刍议》是以礼说诗的学术巨作，在以礼说诗方面做出了学术贡献，陈戍国先生是郭君重晋稀先生的学术衣钵传承人，是曾、杨二师的再传弟子。
沈凤笙文倬先生的老师是曹谷孙元弼先生（著《礼经学》七卷、《孝经学》七卷、《周易学》），曹元弼先生的老师是黄元同以周先生（著《礼书通故》），黄、曹两位先生皆曾为翰林院编修，为清代大学者、礼学名家。陈戍国是黄先生的三传弟子，是沈先生的学术传人。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院长陈仁仁教授认为，陈戍国的学问其实是“四部之学”，并不仅仅是在礼学方面。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礼制礼学，其次为中国古代文学，旁及中国古代史学、古代文献学。陈戍国重视著述，先后出版《中国礼制史》《中国礼文学史》《诗经刍议》《十子平议》等学术专著多部、《四书五经校注》等古籍整理成果多种。其中，《中国礼制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礼制通史，凡六卷，280万字，构筑了当代礼学、礼制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学术高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重要领域的光辉熠熠闪烁，填补了学术界空白。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学术著作出版上的一桩盛举。”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裘锡圭先生评价道，“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礼制研究通史，填补了我国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空白。”《中国礼文学史》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礼文学史，第一次提出“礼文学”的概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以一人之力标点注释四书五经，既集思广益、融会贯通，又独立思考、推陈出新，最后落实到确诂，时有一些超乎前修时贤的创见，代表着当今学者治经的最新成果。
“明知力有未逮，偏要迎难而上，实在是因为对于数千年礼义之邦迄今无礼制通史之局面心有未安。不贤者识其小者，初衷如此，岂止‘为之小’亦属不易也。”正是因为这种担当，陈戍国用著述的方式呈现书生报国的情怀。
“读书著书滋味长”
“不要太过于追求个人名利，还是淡泊明志、任其自然为好。对社会的贡献，有益于文明的成果，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能生活下去就行，与那些所剩者唯有金钱的男女‘大款’相比，还是读书著书滋味长。发明原子冲击器的著名科学家劳伦斯说得好，与其花那么多时间申请什么专利，还不如抓紧时间多冲击几种原子呢。个人声名，自有公论，亦何必花时间讨个什么说法呢（当然原则问题不在此列）。”这是陈戍国写给当代大学生一封信中的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004年，学校动员他申报湖南省第七届社科成果奖，他拒绝得很干脆。学校考虑人文社科学科建设和发展之亟需，设法反复动员后依然无果，只得请他的学生和书院老师出来帮忙，填写材料，方得以申报上去。最后，获得唯一的一等奖。2012年，学校动员他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陈先生拒绝，学校反复动员并请其他老师和学生协助，陈先生也虑及学校和书院发展之需申报了，第一年“重大”没成，拿了个“重点”，第二年继续，取得了成功。
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很多人趋之若鹜的评选？在他的一本著作的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迄今为止，陈戍国手里没有一张关于著作或论文获奖的证书。但从来不看重学术论著获奖与否以及由此引起的后果。本人相信什么奖也不可能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唯有努力学习才能与时俱进，当然也相信学术界自有公论。陈戍国注意过那些获奖的论著，认为其中好的固然不少，可笑的东西也多。感谢那些在学术界主持正义的专家朋友。”
陈戍国的儿子陈冠伟珍藏着父亲49岁生日时写的一首诗，那时他刚搬到湖南大学，或许这是陈戍国先生人生的浓缩：
登山望水思绪飞，四十九年是与非。
风雨饥寒常困我，瘴霾荆棘老缠谁？
东南西北留名迹，甲乙丙丁求古微。
知足知穷知不已，人生著作乐悠归。
本文来自【湖南日报】，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