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威震西南，但始终有三个顾虑，反叛是无奈之举也是必走之路

导语：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起兵造反，这便是清代历史上著名的“三藩之乱”。仔细分析这场持续八年之久的叛乱，发现其实早在顺治时期就已埋下隐患。三藩之所以要造反，主要还是由于自身实力的不断膨胀，而朝廷对其控制渐弱。我们以吴三桂为例，来看看他是如何积蓄力量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的。

​吴三桂功勋卓著，拥有特殊权力

三藩中，吴三桂功劳最高，因此受朝廷的恩礼也最多。但是，更为主要的是云南当时的复杂形势和尚未安定的社会局面，使刚刚完成一统基业的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重其事权。

顺治十六年三月，清廷谕令吴三桂镇守云南。十月，顺治帝又授予他总管云南兵民事务的大权，诏谕吏、兵二部在官员任免和钱粮事务上不得掣肘。吴三桂也因此获得了对云南军事上的用兵权，行政上的用人权，以及民政和财政的决策权。可以说，这在清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便与之地位相等的平南、靖南二王也只能独领军职，而民事、诉讼、钱粮仍归地方官料理。

可见，镇守云南、戡乱柔远的特殊使命，将吴三桂推到了权势并尊的显赫地位。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吴三桂的权势也越来越大。康熙元年十二月，谕令兼管贵州，康熙二年二月，又命准“吴三桂疏请将云贵二省总督、巡抚敕书，撰入‘听王节制’四字”。

​一时间，吴三桂威震西南，权力达到了顶峰。所谓“方其入滇之时，羽书旁午，朝廷假以便宜，云贵督抚咸受节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其所除授号曰‘西选’。”

吴三桂权势的增长，说明了朝廷对他的信任，而朝廷的信任，又助长了他那不可遏止的权力欲，他借机实现了对云贵两省的大权独揽，一应治政方针，不论巨细，皆出吴三桂之手。

顺治十七年，朝廷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裁军筹饷行动。议政王大臣会议作出不撤云南满族八旗驻防，而撤平西王属绿营兵，限三万为额。但是顺治帝认为吴三桂熟悉云贵情形，让他自己拿主意，裁或不裁皆可。这让吴三桂有了很大的自决权，也是朝廷养虎为患的一个失误举措。

事实上，吴三桂的事权还不仅限于云贵两省。顺治十七年二月，四川巡抚高民瞻上奏，让吴三桂参与四川的事务。其时，吴三桂奉命镇守云南已近一年，本不该再理四川事务。但是清廷还是给予了他这项事权，这也必然纵容和助长其势力的发展。

​吴三桂势力集团的形成

在云南，吴三桂实现的绝不仅仅是其早年梦寐以求的“执金吾”的夙愿，而且有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和一呼百应的赫赫权势。不过，他在心理上始终有着不平衡，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吴三桂自以为西南一隅，是子孙万世之业，因而蓄意要像明代沐氏家族那样“世守云南”，为此他苦思冥想，处心积虑；

二是有“藏弓烹狗之虑”，封藩云南，是他所期待的，为了这一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且不说亲生父母作了刀下之鬼，亲生儿子为质京师，就是贵为王爷的自己，也不过如走狗一般，舍生忘死奋战了几十年。如今，大清一统，他这个打天下的走狗，命运实在难料。

三是作为汉族异姓王，吴三桂毕竟不能与那些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相比。当年耿仲明因部下隐匿满洲逃人而畏罪自杀，这让他深感满汉之间的民族鸿沟难以逾越，不得不加倍小心。

为了巩固既得的地位和利益，吴三桂自镇守云南后，便绞尽脑汁，积极筹划，为此他采取了以下几个手段防范于未然。

​第一，提防满族亲贵。顺治九年吴三桂之子吴应熊被拜额驸后，他便将自己多年的心腹不见胡心水送到京师，名为额驸的随从，实际上是吴应熊的高参，吴三桂的耳目。所以他千叮万嘱曰：“吾子少，不更事，烦汝代庖。”

而后，顺治帝赐吴应熊额驸府第于海岱门，胡心水为其综理庶务，他挥金如土，散财结客，朝廷上的那些权贵无不为他所拉拢。甚至连云贵督抚的题本也能抄录原文送至平西王府。这让吴三桂颇为得意。

第二，向洪承畴问“永固之策”。比起吴三桂来，洪承畴更为老谋深算，虽然他为大清殚精竭虑，惹来天下怒骂，但其地位还在吴三桂等人之下。这让洪承畴在失意之中，也对满族贵族心存芥蒂，处处防范。

​因此，当吴三桂倾心向他求教的时候，洪承畴当即告诉他：如若永固，便“不可使滇中一日无事”。吴三桂以洪承畴出言肺腑，故而谨遵其教，在镇守云南最初的几年中，他的确是马背上的王爷，先后平定元江土司，征伐缅甸，败水西、乌撒等土司。

第三，轻财好士，培植党羽。只要是被吴三桂看中的人，他向来都是以金钱开路。尤其是对云贵督抚，更是“挥金如土，为防口也”。例如，巡抚袁懋功离开云南时，吴三桂以十万金相送。继任巡抚李天浴患病，赠三万金，而且还送了大批珍贵的药物。此外，吴三桂虽身居高位，但对待故人却很重感情。只要是故友有困难，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总之，在吴三桂十余年的经营下，“云南十镇大帅，及贵州提督，四川总兵，陕西提督等，皆为旧部心腹。此外，又有胡国柱、夏国相、郭壮图等死党，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地方集团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