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到底是不是功大于过？

导语：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读后感之三

读这本书之前，我特别想知道书里会怎么描述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终于读到这一部分了，非常客观、冷静，甚至是冷漠——没有表现出对当年那些下岗职工的一丝同情，也没有提及国企改制中的贪腐。当然，这是一部经济著作，不需要太多的人文关怀。掩卷思考，我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国企改革绝对是功大于过。

首先，当时国有企业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境地。

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亏损户占比为47.4%。同年，全部国有企业净利润为-78亿元。大量国有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国有企业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民营经济逐渐壮大，市场竞争激烈，国企因为机制问题处于劣势；二是国企办社会，养老、医疗、教育这些包袱太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国家启动了国企“三年脱困计划”。对于大中型国企，主要方向是推进公司化改制；对于小型国企，主要是改制为私营企业。

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计划”的一项主要内容，是“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这就是后来最让人诟病的国企改制腐败和国企下岗潮的来历。

在国企改制过程中通过低估资产、隐瞒债权、虚构债务等方式低价获取国有企业产权和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到底达到了怎样的规模，还不得而知。能够确定的是，确实有一大批原国企领导、私营企业主，通过这个过程完成了原始积累。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国企职工下岗。他们一般年近中年，受教育水平较低，没有特殊技能。下岗后不仅失去了经济来源，更是失去了内心的精神支柱。

所以这些国企改革的亲历者，直到如今还对90年代末的下岗潮愤懑难平。作为亲历者的子女，我觉得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但是二十多年后，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要承认这轮国企改革的功绩。

国有企业经过抓大放小，更加聚焦于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行业，中央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垄断优势，国有经济规模迅速扩大。而同时，民营经济逐渐壮大，规模和质量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和提高，民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过程绝对公平吗？肯定不是。为了改革和发展，我们是在摸索中前进，会有方法上的不当、节奏上的失控。改革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人的利益，会有暂时的失去公平。但我们评价改革的功与过，必须站在全局的角度去看。

我也来回顾下我父母单位的改革。当年，我父母所在的国企进行了公司化改制，他们也面临下岗。因为他俩都有工伤，选择了提前退休——不领取买断工龄的钱，直接退休、领取退休工资。

退休后我妈就在家做全职主妇，我爸去了附近的私营企业打工，用他的话说，“赚点儿辛苦钱”。我家的生活水平没受到明显影响，但是我的同学中确实有些过的艰难，特别是多子女的家庭。

没想到仅仅两三年之后，原企业的效益变好了，很多下岗的叔叔阿姨又重返工作岗位。一开始是两口子只能一个人重新上岗，在家乡一度掀起了“离婚潮”；很快，两口子都能上岗了。这让我爸妈觉得选择提前退休“亏了”。

到了2010年前后，企业效益特别好，我的很多同学选择返回家乡，当个国企员工重新变成了特别自豪的事情。

我家的经历可能不具典型性，但和这些年国企重新吃香的普遍情况相符。如果没有当时的痛下决心、剜除腐肉，我们的国有企业就没有办法轻装上阵、做大做强。而国企逐渐退出竞争性行业，也给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用发展的眼光看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确实是功大于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