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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问: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自汉开始,到宋代建立之时,强臣夺位是改朝换代最常见的方式。

西汉禅让于王莽,东汉禅让于魏,魏禅让于晋,晋禅让于宋(南朝),宋齐梁陈,也都是“依样画葫芦”的“禅让”。隋的地位来自北周的禅让;唐李渊入长安后,也要先拥立隋恭帝再逼其“禅让”,非要走一遍“流程”;唐禅让于后梁;后汉“禅位”于后周;后周禅位于宋。

秦、新(王莽)为农民起义推翻,后梁、后唐、后晋为“敌国”所灭,上述几个朝代都根基未稳,国祚不长,其他王朝,绝大多数都亡于“强臣”。

而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宋亡于“敌国”,元亡于农民起义,明亡于农民起义(崇祯)+“敌国”(南明)。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清代虽然最后也是为强臣袁世凯所逼退,但其实并非“篡位”,因为清帝只是让位于“共和”,袁世凯自己也作不了皇帝,后来自己非要作皇帝也作不成。

看来,宋代确实是古代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切,要从宋朝建立者赵匡胤说起。

从赵匡胤开始,几代宋帝,做了各种改革,大大降低了强臣夺权的概率。

调整禁军,消除凌驾于“系统”之上的威胁

赵匡胤自己就是以禁军将领的身份“黄袍加身”的。

他之所以能夺权,还得益于后周世宗柴荣的“未雨绸缪”。

当时,盛传“点检作天子”的传说,柴荣担心殿前都点检张永德,遂让当时资历、名望都有差距的赵匡胤作了殿前都点检。

此外,柴荣还建立了一套相互制衡的系统,试图维系权力平衡,稳固发展。

结果···赵匡胤还是夺了天下。

这说明:禁军靠近权力重心,一旦禁军有事,一切“系统”都会成为摆设。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同时也说明:要保持禁军的绝对忠诚,关键不是启用什么人来担任禁军将领(当然这也很重要),而是在制度上杜绝一些禁军职务权位过重的威胁。

刚夺权时,为了维持稳定,赵匡胤亲自掌控殿前军,侍卫亲军重要职务悉数由拥护自己的“兄弟”把持。

形势稍微稳定下来后,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将几个兄弟悉数调离禁军关键岗位,像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等关键岗位长期空缺了下来。

如此,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两个殿前军高级职务被砍掉,侍卫亲军中的马步军都指挥使、副指挥使、副都虞侯三个高级职务被减少设置。

权力最重的职务被砍掉,次重要的职务被减少设置,其他职位不太高的职务悉数由资历较浅者担任。

如此,禁军武将不再可以威胁皇权了,被削弱的禁军将领,只有听命于“系统”。

天子完全掌控有力禁军,是维护皇权的基本!

在此之前,“强人”掌控禁军,威胁皇权的事情频频发生。

曹爽、司马懿争权时,禁军关键职务的任免,往往是掌权的关键。

唐朝时,宦官掌握神策军,就可以废立天子。

自宋代调整后,强人再难完全把持禁军了。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无论是强臣还是宦官,无论其专权多么久,当天子决心铲除时,都没有还手之力。

强干弱枝,削弱地方强臣

在“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心里仍然不踏实,就询问赵普:几十年来,帝王换了十姓,兵革不息,这是什么原因呢?朕像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该怎么作?

赵普提出,五代兵革不息,是因为:节镇太重,君弱臣强;地方权重而专,导致中央集权失灵。

随即,赵普提出三个方针: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稍夺其权,将地方的一些关键行政权收归朝廷。

减少藩镇兼领的州(收支郡);收回地方官员的生杀大权(复核司法权);设立“路”,加强监视。

制其钱谷,就是收回地方的财政权。

除经常性开支外,全部由转运使上缴朝廷;朝廷委派知监负责盐业等关键资源的开采、使用;设立常平使,官吏粮仓。

收其精兵,就是重新整编军队,精锐皆收为禁军,地方只留下老弱为厢军。

此外,推行更戍法。军队轮番更戍,不再长时间归于某一将统领,打破“兵为将有”的关系。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兵为将有,财务独立”是古代军队成为军法的前提条件。

一般来说,即使在宋代以前,统治者也都力求避免出现“兵为将有,财务独立”军法的出现。

然而,由于地方官在财政、行政上的“自由度”较高,如果有心,他们仍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发展军队。

所以,宋代以前,即便是王朝强盛时,仍时有地方官举兵叛逆的情况出现。

自宋代改革后,不但许多关键的行政权、财政权收归中央,且地方官都受到严格监视,“自由度”大大降低。

因此,此后,除元代乱政以及朱元璋分封的自家藩王外,地方举兵抗拒朝廷的例子已经极为罕见了。

如此,像曹操、李渊及五代节度使这样“由地方到朝廷”的情形基本被杜绝了。

严密而稳固的军事系统

在此基础上,宋统治者开始改革军事系统。

其基本结构是:天下之兵本于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没有握兵之重;京师之兵马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率臣统领分驻各地军队作战的指挥权,但又临时委任,”不得专其兵“。

如此,统兵机构和统兵官员分为平列的三个部分,互相制约,确保军事大权集于天子一人之身。

其实,单说制度本身,并不算特别创新。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至少隋唐的府兵制,也是类似的相互分权、制衡的制度。

然而,过去的军事系统,并不稳固。

比如,唐朝的府兵制,“兵农一体”,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一旦经济发展,土地兼并,这种制度也就瓦解了,王朝军队只有依靠将领募兵,也就不能避免“兵为将有”了。

宋代以后,历朝从一开始就军人“职业化”,即便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下,朝廷也可通过国家财政养一支“经制兵”。

因此,“经制兵”的系统仍能维持基本运转,虽会因承平日久而削弱,但不会瓦解,仍能承担起维护统治的最基本要求。

所以,后世强臣,再是功勋卓著,位高权重,也不可能掌天下兵马,不具备直接逼天子“禅位”的武力基础。

以文制武

宋以后的各朝(除元外),普遍采取了“以文制武”的政策。

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基本是文官;即便是担任指挥作战的率臣,也多为文官。

纯粹的武官,即便功勋卓著,也会早早遭遇“职业瓶颈”,难以再进一步。

因此,武将不但无法跋扈难制,甚至还受到文官的歧视、压迫,即便是狄青这样的名将也难逃此运。

武官长期在军中,却受制于文官,即便立功多,其功绩、名望也在文人率臣之后。

能建功立业的文人,自然能力不是“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所能概括的,但他们仍难以跋扈。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以后来的曾国藩为例。

曾国藩建军、凝集僚属,无不以传统儒君父思想为号召。

平定东南后,自然不可能立刻“振臂一呼”了。

相比之下,晚唐五代的武人,将领们则可以因“朝廷不公”等借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

监察制度

宋代完善的监察制度,也往往能把“不轨”之事扼杀于摇篮。

在中央,宋代设立了谏院和御史台两个监察机构。在地方,路以上设立监司,也就是“外台”,在府州设立了通判等监察职务。

宋代以前,台官多由宰相任命或举荐,因此,他们多“宰相过失无敢言者”。

此后,这些监察部门的官吏多由皇帝亲自掌握,两个监察系统一起监察各级官吏。

而且,朝廷还会给监察人员下达指标,每月必须察一举。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所以,各级官吏都受到严格监督,不但是“不轨”举动难以隐藏,甚至连一些正常的作为也会受到监督、弹劾。

到明清时期,统治者又加强了各种公开、不公开的监视,使百官言行多在掌握之中。

一些电视剧中,皇帝召见臣子,随手“砸”出一堆举报、弹劾奏折,这都基本不是“艺术加工”才能办到的事情。

所以,像当年安禄山那种“阴畜”几十年的情形,再难见到了。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此外,宋代以后,对“相权”等权力也再作了限制,但事实上,“君相”分权自隋唐时就已开始,而且,古代仅仅通过依靠在朝中力量搞“和平夺权”的很少(只有王莽),因此,不作详细展开。

豪族社会的终结

自西汉到唐宋之前,世家豪族的力量非常强大。

这些世家大族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政治人脉甚至军事力量,在国家事务中能量巨大,甚至可以说是朝廷的“股东”之一。

既然是“股东”,那么,如果能得到众多“股东”的支持,自己当个“董事长”还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司马家能篡位,仰仗的基本力量正是世家大族的支持。

然而,发展到宋朝时,豪族多已被历代统治者、起义者摧毁,社会进入“市民社会”。

宋代以后的高官,基本是清一色的科举出身。(清末名臣左宗棠,位列总督,尚因没有科举功名而受到一些奚落,气得要辞职去考科举,被慈禧劝阻。由此可见没有科举功名在高级官员中多么“罕见”。)

这些人没有雄厚的基础,其地位来自朝廷“赏识”、“恩赐”。

因此,在朝廷中,他们是完全的“打工人”。

同时,豪族社会终结后,皇帝已是唯一的“股东”,天下是皇家的“独资企业”了。

想夺江山,只有像李自成、洪秀全那样自己出去“创业”,或者你是忽必烈、皇太极一样作“外人”,想从里面夺权篡位,是不可能的。

代价:换一种死法

随着宋以后皇权的加强,强臣篡位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

然而,对封建王朝来说,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死法”。

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威胁外,封建王朝还需要面对来自统治集团以外的威胁,或是国内的农民起义,或是边疆以外的武装集团。

在此之前,王朝即便衰落,也很少直接覆灭于是外部压力。

匈奴、突厥再是强大,也无法入主中原;而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即便纵横天下,也无法直接改朝换代。

这是因为,统治集团内的武人、地方官,在皇权削弱后,往往有一定的力量,可以解决问题。

只不过,在消除外部危机后,统治集团内部的胜利者,最终会埋葬旧王朝。

因此,赵匡胤在进一步加强集权之前,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深为可惧。

在他看来,只要消除了统治集团内部夺权的隐患,其他问题不伤根本。

然而,自此以后,统治集团外部的问题,成为了“根本问题”。

两宋立国300多年,也挨打了300多年,最终被蒙元所灭。

蒙元立国近百年,最终被农民起义所埋葬。

大明立国200多年,结果先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后来迁到南方的南明又被入关的清军迅速消灭。

大清立国近300年,后期屡屡为列强所欺,最后应对武昌起义时也无能为力,最终覆灭。(再次强调,袁世凯只是借武昌起义之机,以共和之势逼清帝退位,他自身并不具备取代清帝为天子的条件,这与古代常见的权臣篡位不是一回事。)

对于封建王朝们来说,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死法”而已。

宋代以后,“权臣”夺位基本上杜绝了。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环境好了”,“皇帝精了”。

环境好了。豪族社会结束了,皇家是朝廷唯一“股东”,其他官员都是纯粹的“打工人”,不具备直接“取而代之”的基本条件了。

“皇帝精了”。经过1000多年发展,各种“谋朝篡位”的方式都上演了一遍,统治者因此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防微杜渐”,确保皇权了。

是否主要是程朱理学加强了对人民的思想控制造成的?还有哪些方面?

优秀作者: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