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汉墓出土玉器(满城汉墓出土文物)

满城汉墓出土刻铭玉人年代考

1968年，河北满城刘胜墓中出土一件圆雕玉人，底部刻铭“维古玉人王公延十九年”。一般认为，玉人的制作年代为西汉中期。从玉人的服饰、制玉技术、铭文内容、刻铭风格等角度分析，认为玉人的制作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刻铭年代为西汉前期。

关键词：玉人、战国、满城、汉墓

满城汉墓1968年发现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陵山的主峰，为西汉第一代中山王刘胜和王后窦绾的墓葬，共出土文物一万余件。两墓随葬玉器制作精美，有玉衣、玉九窍塞等丧葬用玉，有玉璧、玉璜等礼仪用玉，还有玉环、玉佩等装饰用玉。笔者注意到一件陈设用玉，即出土于刘胜墓棺椁之间的圆雕刻铭玉人（图一）。

玉人通高5.4厘米，脸呈瓜子形，以斜平行线饰眉毛，阴刻橄榄形眼睛，目珠略突，宽鼻小口，短须整齐。顶戴小冠，冠上有椭圆形穿孔，应为穿挂时使用。冠两侧有带扎于颌下。身穿交领右衽长衣，宽袖束腰，腰带饰斜方格纹。玉人扶几而坐，双手搭于身前的长条形几案上。底平，阴刻铭文5列10字（图二），内容为“维古/玉人/王公/延十/九年”[1]。因为玉人出土于西汉中期刘胜墓，一般将其认定为汉器。笔者认为，该玉人的制作年代为战国中晚期，且其刻铭时间晚于制作时间，约为西汉前期。下面从玉人的衣着特点、制玉技术发展、刻铭文字内涵、刻铭文字风格等角度试作探讨，不当之处，尚祈学界不吝指正。

一、玉人的整体形象所呈风格

玉人的制作历史悠久，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出土了一件新石器时代抚胸玉立人，可能为巫师作法时的形象[2]。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了6件新石器时代抚胸玉人，均为半圆雕，或蹲或立，头戴圆冠，两臂弯曲，五指张开置于胸前。新石器时代，玉人被当做与神灵沟通的工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河南殷墟妇好墓也出土了一批圆雕玉人，其中几件为跪坐式，双手抚胸。有学者认为是当时贵妇人的形象[3]，也有学者推测是墓主妇好的形象[4]。这一时期的玉人走下神坛，逐渐摆脱早期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显现出人格化的特点。

战国时期出土的圆雕玉人较少[5]，更具世俗化、人性化风格。河南省洛阳市铜加工厂出土了一件战国圆雕玉人（图三，1），青玉质，高7.5厘米。玉人头戴假面具，短发结辫，顶有圆髻，脸部两侧有冠带。圆眼大耳，如意状鼻，高颧大口，唇上划须。上身着鸡心领短袖窄衣，下着短裤。全身刻饰大方格纹、三角纹和条带纹[6]。玉人身份神秘，有学者认为是驱鬼辟邪正行傩戏的方术之士。与满城汉墓出土的玉人相比，虽然玉质不同，却在人物体态、冠带方面有相似之处。如均为跽坐式，两膝着地，双脚交于臀下，上身直立，目视前方。这是当时比较正规且合乎礼节的坐姿，用在会客、宴饮、议事等场合以示恭敬。因等级身份差异，两者衣着并不相同，但均束发戴冠，只不过满城汉墓玉人的发髻偏高，位置靠后。

河南省新郑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战国玉人，为新郑许岗韩王陵出土（图三，2），高4.88、宽1.12、厚0.94厘米。圆雕立姿，头戴高冠，身着宽袖长衣，双臂下垂，拱手放于胸前。腰间束宽带，衣襟上斜刻细线以作纹饰，充分体现了战国时期韩国高超的玉雕技术[7]。据发掘简报，“许岗四座大墓的时代，上限不会超出战国中期，下限不会晚于战国末年”[8]。由此可知，该玉人的制作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

满城汉墓出土的玉人与这件相比，无论在玉质还是造型上均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从材质上看，均为白玉，看起来细腻温润，洁白晶莹，光泽如脂。其次，从服饰造型看，两件玉人面部如出一辙，头发均为中分，向后梳拢，头上戴高冠，脸侧有系带，结缨于颌下。用丝绵的材质束发但不包头，这是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束发方式[9]。再次，战国时期流行深衣，即上下连在一起的长衣，领口较低，以便露出里衣，通常为右衽。两件玉人均着右衽长衣，宽袍大袖，且满城汉墓玉人为典型的三重衣。总体来说，两件玉人造型简约古朴，却又不失俊秀端庄、儒雅安详，在装饰手法上极其相似，表现出相同的时代风格和艺术特点，因此推断玉人整体形象呈战国中晚期风格。

二、从制玉技术推断制作时间

自原始社会起，玉器制作由简单到复杂，由无纹饰到有纹饰，制玉水平不断提高。进入奴隶社会后，青铜器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促进了制玉技术的变革，尤其是商代，制玉工艺已成为专业的手工业部门，人们开始用青铜砣具代替原来的石质或骨质钻刻工具加工玉器，制玉技艺更加精细，玉器种类不断增多。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迅速，铁器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玉器制作开始了第三次变革，向深浮雕工艺发展，到汉代达到辉煌。从出土文物来看，这一时期出现了谷纹、蒲纹、乳丁纹、勾云纹等纹饰，工艺水平和艺术形象更加丰富多样、生动活泼。

新郑市博物馆馆藏战国（公元前475年-221年）玉人，新郑市辛店镇许岗村韩王陵出土，晶莹剔透、雕刻精美。

西汉时期玉器造型丰富，大多线条流畅，雕琢精细。与同墓出土的璧、璜、环、圭、珮等汉玉相比，这件玉人无论在整体设计、雕造工艺还是细节处理上均有一些差距，却与河南新郑许岗韩王陵出土的战国中晚期玉人高度相似。从雕刻手法讲，两件玉人眼睛均呈橄榄形，鼻头耸立，用细线刻绘毛发，线条简洁明快，刀法运用灵活，尤其是玉人的眉眼口鼻处线条古朴，粗眉短须略带拙意，且玉人衣襟、腰带的斜线纹、网格纹正是战国中晚期流行的纹饰，因此推断玉人制作时间为战国中晚期。

值得注意的是，玉人体量虽小，却包括了一件非常重要的陈设——几。几最早见于战国时期，为依凭用的小型家具，给跪坐的高级贵族作扶手用，形体较窄，高度与坐身相适应。从考古发掘情况看，自战国至汉魏的墓葬中都有出土，有铜、漆、陶等多种质地，而将人物与几案雕刻在一起的圆雕玉器则非常少见，且时间较早，大大增加了这件文物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三、从铭文内容推断刻铭时间

玉人铭文为“维古玉人王公延十九年”，应释读为“维古玉人，王公延。十九年。”“维”用于句首，无实义，如《史记》:“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10]“古玉人”三字说明此器在刻铭时已为老物件，其制作和刻铭并非同一时期。换句话说，这件玉器为传世之物，在墓主刘胜入手时已是古物，其制作年代早于刘胜生活的年代。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中收录有“丁举爵”，薛尚功注解为:“《博古》云，王玠得古爵于洛而铭之曰丁举。”[11]由此可知，王玠在洛地得到一件古爵，刻铭为“丁举”。刘胜墓出土有一件鎏金银蟠龙纹铜壶，有铭文:“楚，大官，糟，容一石，并重二钧八斤十两，第一。”从字迹分析并非一人所刻，且刻铭于不同时期。此壶原是楚国的器物，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楚王刘戊参与七国之乱败死，其家产被朝廷没收。铭文中“大官”为汉代宫廷掌膳食的少府属官，不应该出现在楚国的器物上，由此可知“大官糟”三字应为转入汉廷少府之后再刻[12]。可见，器物制作与刻铭并非同时的现象早就有之，这件玉人便是在成器很久后才刻上铭文，故有“古玉人”之说。

“王公”现在泛指达官显贵，在汉代以前指天子及诸侯。《周礼》有“坐而论道，谓之王公”，郑玄注“天子，诸侯”[13]。即安坐而谋虑治国之道的天子、诸侯，称之为王公。《国语》有“王公立饫，则有房烝”，韦昭注“王，王子；公，诸侯也”[14]。可见，汉代之前“王公”一词即指天子、诸侯王等皇室贵族。

“延”为延年益寿、永享福祉之祈语。人类对长生不老的追求自古有之，秦汉时期在物质文化上表现为吉语的盛行，如瓦当及铜镜上常见的“长生吉利”“万岁未央”“长生无极”等。窦绾棺内漆奁中出土了一件蟠螭纹规矩铜镜，有“大乐富贵，得所好，千秋万岁，延年益寿”15字铭文[15]。《汉书》有“十六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16]。玉人的“延”字与“延年益寿”“延寿”含义相同，为祝祷祈福之辞，有辟邪压胜、护佑平安之意。可能因玉人底部空间有限，故而用一“延”字简写。

刻铭用“年”字最早始于周代，《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中有一件“兄癸卣”，刻铭为“丁子王锡爵两/八丙申贝在寒用/作兄癸彝十九月/惟王九祀世昌”[17]。其注解为“铭曰丁子，疑阴阳刚柔不相配，或云商人尚质如言甲子丁丑也……又王九祀，《尔雅》云唐虞曰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言其祀则知此卣之出于商也。其末曰世昌者，靳世世昌盛有如此铭也。如他器有曰，子子孙孙万年无疆之辞也”[18]。据注解，《尔雅》中唐虞时期纪年为“载”，夏为“岁”，商为“祀”，周为“年”，兄癸卣因刻有“九祀”而确定为商代。玉人铭文中的“年”字一方面印证了史籍的记载，一方面也说明其刻铭于周代以后。西汉前期，纪年方式有汉廷纪年和诸侯国纪年，其中诸侯国纪年只在内部使用，并成为诸侯国独立地位的重要标志。笔者认为，因玉人出于刘胜墓中，其铭文中的“十九年”应为刘胜的诸侯国纪年。满城汉墓刻铭铜器中有“卅二年”“卅四年”“卅六年”“卅七年”“卅九年”等，均指刘胜即位的时间。刘胜于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被封为王，第十九年为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在这一年，中山王刘胜得到这件心爱的玉人，并命玉工刻铭以示所有，因此推断刻铭时间晚于制作时间。

四、从字体风格看刻铭年代

满城汉墓出土刻铭器物中因赠送、赏赐、购买等原因而入藏的不在少数。其中一件铜甗铭文为“御铜金雍甗一，容十升，盆备。卅七年十月，赵献”。汉景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52年），徙刘彭祖为赵王，居王位60余年。刘彭祖与刘胜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刘胜在任中山王第37年（公元前118年）收到胞兄馈赠后，在器物上刻铭以记录受赠的时间和来源。与同墓出土的其他以刘胜即位时间纪年的器物相比，这件玉人是最早的一件，因而在文字风格上也有明显的区别。

春秋战国时期，因诸侯割据一方，各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灭六国后，以小篆统一书写形式。西汉前期承袭秦制，使用篆书，后来逐渐被隶书取代。隶书在篆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起源于战国晚期，成熟定型于西汉中后期。玉人的铭文用笔婉转纵长、瘦劲挺拔、线条匀净，有明显篆意。笔者查《说文解字》等，“维”字篆书作□[19]，“玉”字篆书作□[20]，“人”字篆书作□[21]，“延”字篆书作□[22]，“九”字篆书作□[23]，“年”字篆书作□[24]。玉人的大部分文字与《说文解字》中相对应的篆书文字相近，“维”“玉”“人”“延”四字更是完全相同，为西汉前期通用的篆书文字风格。

满城汉墓共出土刻铭铜器30余件，近800字。除铜甗外，还有铜鋗、铜灯、铜盆、铜壶等，这些器物的刻铭行列整齐，用笔饱满，古朴端庄，变篆书的纤丽纵长为粗壮宽扁，表现出比较成熟的隶书风格（图四、五）。

与同墓出土的铜器相比，玉人在刻铭内容、文字风格上均不相同。从内容上看，铜器铭文体现了汉代物勒工名制度的风貌，而玉人铭文仅有祈福祝祷之意。从文字风格看，铜器铭文为较成熟的汉隶，而玉人铭文则是挺拔流畅的小篆，且具有西汉早期篆书向隶书转变时期的风格和特点。与“十九年”互为佐证，说明其刻铭时间为刘胜十九年（公元前135年），大致为西汉前期。

综上，这件被墓主刘胜视若珍宝、随身携带的小玉人的制作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刻铭时间为西汉前期。作为前代旧器，其流转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不外乎好古收藏、朝聘赏赐、诸侯交往等途径。古墓葬中出土有前代遗玉的情况多有发生，如河南罗山县天湖晚商墓地、光山县宝相寺春秋时期黄君孟夫妇墓、桐柏县月河春秋时期养子墓、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南阳市麒麟岗西汉墓共出土有40余件早期遗玉，年代涉及龙山时期、夏代、商代、西周等各个时期。本文探讨的这件玉人，如若真是战国遗玉，那么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范围将扩大到河北中部地区，更不排除河北其他早期墓葬中出土有前代遗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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