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永不加赋政策(康熙 永不加税)
从清代的赋税制度出发，浅谈康熙帝实行的永不加赋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颁布了一道重要的谕令，即“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一政策的实行影响是巨大的，其后的雍正朝又实行了摊丁入亩政策，自此，人丁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康熙帝在谕旨中说：“朕览各省督抚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
那么，康熙帝对沿袭千余年的人丁税进行如此大力度的改革，会不会对国家的财政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呢？国库收入会不会因此而减少？
“永不加赋”作为清政府重要的政策并予以实行，康熙帝及其统治高层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就谕旨中的内容来看，不加丁赋政策实施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康熙晚年，人口迅速繁衍，荒地开垦量也呈饱和状态，增加丁赋其实已经失去了新增税源的依据。从赋税征收的合理性方面来看，如果地亩不增加而扩大丁赋征收额度，显然是说不过去了。
人丁与地亩这对长期存在的矛盾，康熙帝是洞若观火，他敢于走出这一步，打破传统的封建枷锁，体现了他对于人口和财富相互关系的认识。毋庸置疑，财富的来源就是地亩，地亩难以增加，而人口不断增多，两者失去均衡，必然会加重百姓的负担，如此赋税征收便偏离了以民众负担能力为基础的原则。
其二，从“永不加赋”的谕旨颁发之前的情况来看，实际上也并未严格按照人丁来征收赋税，大体上是“一户或有五六丁只一丁交纳钱粮，或有八九丁，亦止二三丁交纳钱粮”。造成的这样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统计数字的不准确，也有地方督抚从中舞弊的现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丁税的征收已经偏离了轨道。
其三，康熙中晚期以后，国家稳定，康熙说：“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意思是国库充盈，国家并不缺钱，所以没有加征丁赋的必要。
康熙帝正是从以上的三个方面出发，才最终颁谕“永不加赋”。那么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吗？这就需要结合史料来分析了。
清代的赋税征课是沿袭明代的，丁银、田赋始终被统治者认为是收入正项。明代时，丁银与里甲、均徭等四差银一起，都由地方官征收，并不上缴中央政府。也就是说，这些收入更多的是落入了地方政府或是官员的私囊。
明代没有留下全国丁银的统计数字，只有户丁的总数，在行政及政策制定方面，朝廷也未涉及丁银以及如何支配的问题。换句话说，丁银的收入基本上是地方政府自行统筹安排。
清入关后，自顺治二年始，便规定将丁银随同田赋一起上缴，同时也对人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统计，以确保征收的赋税数额。清初时，对人丁定为三年一编审，顺治十三年改为五年一编审。顺治十五年，命各省将编审人丁造册上交户部。
顺治十八年，户部首次公布了全国丁银的统计数字，各省丁银总数为三百万八千九百两九钱，米一万二千五百七十石。此后，丁银成了清政府赋税征收的重要内容之一。
尽管清政府数次编审各省人丁数字，但在统计手段并不发达的封建时代，要想确切得知人丁的数字，也是较为困难的。丁数之多寡变数太大，其中有新生的，有死亡的，有移民的，还有隐匿不报的。比如山西交城县在明末时有户6400，口18600，康熙初年时，则有户达15900，口18600，口不减于明而户倍于明。
显然，这里面就有虚报和浮夸的成分，最终形成的丁银溢额最后落在谁的头上呢？无疑是中下层的百姓。清政府规定：“其在仕籍者及举贡监生员与身兼隶营伍者，皆例得优免，而佣保奴隶又皆不列于丁”，又规定，遍审户丁只限于土著，客籍户口并不计入。
这样的规定就为隐匿提供了很大的空子。清制，士绅享受丁赋优免，但仅止于本身。可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丁役较重的北方各省，贫苦百姓为逃避丁役多投奔与缙绅门下，如此一来，他们便成了缙绅供丁。通常情况下，一个乡绅的供丁多至数十名，他们是不需要缴纳丁银的。
丁银的税额要足数上交，而人丁数量又在不断缩水，造成丁银溢额增多，结果便是让那些中下层民众承担起了更多的丁银，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
百姓受丁银之害，贫苦者无力负担，便只有逃亡这一条路了。山东巡抚黄炳在《敬陈穷民苦累请照按地摊丁以苏积困事》的奏折中指出：山东各州县丁地各不相涉，往往田多者不输一丁，家无寸土者反需输纳数丁。无地贫民即使在丰收之年也生活艰难，结果便是卖二卖女，乞食地方。
事实上，自康熙初年以来，各省的情况大体和山东一样，比如江苏向来是富庶省份，却也存在一些村社“逃者十之九”，最少的也是“逃者十之二三”。百姓逃亡，官府的管理也就更加困难，从而对封建秩序的稳定带来了威胁。
征收丁银造成百姓生活艰难，那官府的日子就好过了吗？
官府其实也难，清代和明代不同，所征收的赋税全部要上交户部，地方官无法向明代那样可以把丁银装入私囊。由于征收丁银困难，征收官员便会受到参罚之苦。如此一来，地方官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想方设法隐瞒人丁的实数，往往报到朝廷的数字大大少于实数。
民力是一定的，取于此便失于彼，正是基于国家赋税收入与私人利益存在的矛盾的认识，官员们对于丁银的征收便报以消极的态度。这些情况，制约了清政府丁赋收入始终得不到大的突破。顺治十八年，丁银数字为三百余万两，到了康熙五十年，其数字也仅是三百三十五万余两，所增十分有限。
丁银在征收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弊端，已经使丁银的增加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另外，从清代的财政收入来看，其大宗收入主要还是田赋，其次是差役银、盐税与关税，丁银的比重越来越小。
从顺治十八年开始，一直到雍正二年的六十余年中，丁银总数才增加了二十八万两，而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却是大幅增加，户部存银自康熙二十七年开始便以好转，至四十七年时已经到达四千万两，康熙六十年最低时，户部存银也有三千二百万两。
这么一比较，丁银的比重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在丁银无法获得突破，而国家财政状况较好的情况下，将丁银的总数固定下来，即以康熙五十年丁2462万余丁为准，额征丁银335万余两。
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谕旨颁布后，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也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人丁和地亩带来的诸多矛盾。实际上，即便康熙帝没有颁布这道著名的谕旨，其丁银也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这就是雍正后来实行摊丁入亩，废除人丁税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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