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家的奴仆(古代的官奴)

从“臣子”到“奴才”，古代官员都经历了些什么？

在古代中国，于普通人而言，人臣便是可获得的最尊贵的身份，尤其是&34;的宰相之位。然而为人臣子者，两千年当下来，却从好好的&34;变成了自称&34;跪地行事。这是男儿膝下黄金不复？还是朝堂已不再是那个朝堂？

清代朝臣自称&34;的表现

在近年以清代为背景的古装剧中，我们常见下级官僚或仆从向上级或主人自称奴才。甚至一些左右朝政的权臣，在面对帝王时依旧以&34;自称。但实际上，&34;并未贯穿清代历史。

现可考的君臣语境下臣子向皇帝自称&34;，最早发生于康熙年间。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二十九日，内库郎中尚吉图在呈送给康熙的奏折中就自称奴才。不过在康熙为帝的前几十年，朝臣们其实是把&34;和&34;自称混用，并无定式。直到康熙末年，&34;之称才在总兵以上的武官和八旗出身的文官群体中成为定式。而官衔较低的汉族朝臣大多仍旧以&34;自称。

然而这种自称&34;的风气在康熙朝刚形成，在雍正朝就遭受了一番挫折。在汉语中，&34;、&34;二字可连用，语义并无太大差别。可在满语中，&34;和&34;有着天壤之别——&34;，而&34;身份极其低贱。

所以觉得重臣自称&34;不妥的雍正帝，在即位之初就颁布了禁止大臣自称&34;的命令。在收到人生中的第二份奏折时，他甚至亲笔将大臣写的&34;改成&34;。

但雍正&34;的&34;之称，在继位的乾隆眼中却是一个驭下的好工具。起初，乾隆还是单独对一些臣子强调，在呈送关乎绿营和私事的奏章中应该自称&34;。到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他干脆以上谕的形式要求满族出身的大臣在公事奏章中自称&34;，而在请安、谢恩和一般奏章中自称&34;。至于汉族大臣，乾隆倒是一直反感他们自称&34;。

而在乾隆之后，自称&34;的朝臣越来越多。甚至连宗室子弟和皇子也渐渐以此自称。至晚清，&34;基本取代了&34;。若不是清廷式微和近代宪政意识传播，那&34;恐怕还能陪同清廷一起覆灭。

满族旧俗并未对&34;之称产生明显影响

关于清代朝臣自称&34;，《养吉斋丛录》、《清稗类钞》等都称&34;，&34;。于是有人便以为，清代朝臣自称&34;是受到满族旧俗影响。但这种猜想与事实刚好相反。

在建立起封建国家之前，满族制度文化的完备程度是全然无法与中原相比的。当时尊卑等级的界限也是相对模糊的。所以下级自称&34;，这不仅在《满文老档》等史料中无迹可寻，也不符合逻辑。

而在努尔哈赤至顺治帝时期，满清政权的文书制度也并不完善。因为这一时期国家政务以军事为主，所以朝臣多是直接面见君主，口头陈述。且这些能见到君主的朝臣多是位高权重者，与君主并无巨大的身份差距，所以自称&34;也并不实际。

至于这一时期的汉人臣子，他们多延续明代的传统，在文书中以姓名、谨奏起笔，在文中或结尾自称&34;。天聪三年（1629，即明崇祯二年）以后，一些贝勒开始在奏折中自称&34;，这更说明了清初官员更多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而自称&34;，而不是传承所谓的满族&34;。

从&34;到&34;的根本原因

其实从&34;和&34;的字面意义去看，我们就不难感觉到二者背后的皇权力度之差。在皇太极称帝后，满族统治者的&34;意识就开始觉醒，并不断加强。

原本几乎和皇太极平起平坐的一众满族权贵，开始被迫以&34;的身份向其奏事。

崇德二年（1637），跪奏和称&34;更是成为规范。而康熙和乾隆认可&34;之称，甚至要求越是身份尊贵，越是接近权力中心的大臣越要称&34;，就更是在强化皇权。

而雍正和乾隆虽都曾强调&34;与&34;并无差别，&34;也不是什么蔑称，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34;还是成了比&34;更有利的驭下工具。

乾隆二十八年（1763），蒙古王公就因未在奏折中自称&34;而被指责意图谋反。往后嘉庆帝也多次拿&34;说事，处罚不严守尊卑等级的朝臣。

是故清代的&34;之称，反映的是封建巅峰时期的君臣关系和尊卑制度。没人天生愿意贬低自己，但皇权要求清代官员恪守&34;的本分。如此不平等，也难怪清廷式微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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