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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岁时记原文(荆楚岁时记文言文翻译)

导语:《荆楚岁时记》:一本从岁时节令里展现信仰变迁的巨作

文/如一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

大年初一,天才蒙蒙亮,伴随着鸡鸣声,人们裹上外裳,从温暖的床上爬起,带着喜悦在庭院里点燃爆竹,寓意驱赶山怪恶鬼。

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就此开始。

百姓人家大门敞开,穿上新衣互相拜访道贺,喝一杯椒柏酒或屠苏酒,吃饴糖,再吃有葱蒜韭芥等辛辣食物的五辛盘,以期盼来年的健康幸福。

接着,长辈领着孩子们,出门贴辟邪的桃木,挂门神像……

最有趣的,还要数在木杖上系上铜钱,杵着它用力敲打垃圾堆,边打边呼“新年心想事成”,来送走贫穷迎来富贵。何也?“打灰堆”也。

南北朝的春节,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度过。

古代春节的庆贺方式丰富

这些风靡于1500多年前的习俗,原本难以为人所知,却如何又能这样鲜活地活在纸笔之间,让我们为之一笑,仿佛亲身所经历?

全赖古时影响最深远的地区性岁时节令之书——

《荆楚岁时记》。

这本书看似是节令时俗的风物考证,实则反应了许多社会深层次的变化。精神与物质生活中隐藏着的宗教与鬼神信仰的微妙变迁,就可以从小小的节庆细节上窥看一二。

《荆楚岁时记》:节令风俗书之始祖

荆楚,古时便指如今的湖北及周边地区。

“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今之江州、鄂州、岳州之地是也。”——《山海经·第六·海外南经》

荆楚之人的祖先是长江沿岸的三苗部落,苗部的神鬼文化使此地祭祀、庆祝气氛浓郁,风俗既反应一时之通俗,又有一地之特色。

《荆楚岁时记》,是南北朝梁宗懔所著,隋朝杜公瞻注,可称中国古代第一本记录某地岁时节令风俗之书,对后世影响深远,甚至直接影响日本、朝鲜及东南亚等地风俗。可惜原书已佚,现存一卷,无缘再窥全貌,阅者寥寥。

如今勘校版为明代重制,共37篇,记载了一年的24个节令和时俗,同时涉及民俗、年画、雕刻、彩塑、剪纸、印染等大量民间美术工艺,由于大量引经据典,文学意义与艺术价值极高。

在《荆楚岁时记》之前,有专门记载时令的书,譬如《月令》(不可考)、《四民月令》《东汉·崔寔》,也有专门记载各地风俗的书,譬如《风俗通义》(东汉·应劭)、《风土记》(晋·周处)等,但这还是少见的专门记载时令风俗,结合二者的书籍。

此书之后,才有如《岁时广记》、《岁时杂记》、《乾淳岁时记》、《秦中岁时记》等书,多写于唐宋之后。《荆楚岁时记》可算是开一派之宗师。

当节庆与社会习俗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更详细地了解到各个节日下,民间是如何祭祀、庆祝的。节日往往与信仰和历史密切相关,节日下的特殊庆祝礼仪,更容易显露当时社会的信仰变迁。

这是信仰在一时一地发展的重要记录与侧面表现。

驱鬼迎神的信仰在当时很普遍

从正月到腊月的鬼神祭祀

古人的祭祀节日,从正月始,腊月终,一年不绝。

不仅大年初一要庆,正月里,初七、立春、十五、月末都要庆,一月,也就是“端月”,几乎笼罩在各式各样的祭祀活动之中。而其他时间,也各有节日。

这些祭祀多与荆楚之地的鬼神信仰和历史有关。

人们似是认为一月是鬼神与人间同庆的节日,驱鬼迎神的活动十分密集。

大年初一,要“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却鬼丸”就被认为服下后可以驱逐恶鬼,还要“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通过插桃符、贴门神像和画鸡的方式,人们认为可以驱赶百鬼。

当时,“鸡”、“桃木”、与门神的形象能驱鬼,被广为接受,也是后来春联、门神的前身。

“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曰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括地图》

“黄帝书称,上古之时,兄弟二人曰荼与郁,住度朔山上桃树下,简百鬼。鬼妄搰人,援以苇索,执以食虎。”——应劭《风俗通》

这种对鬼的趋避、对神的迎奉,体现在各处。

正月十五晚,要“迎紫姑”。对紫姑的解读,有人认为是帝喾之女,或是被称为后帝的厕神,总而言之应算神位,迎接她可以进行占卜,询问桑蚕等事;正月晚上,要捶打床和门,不让狗叫、不在夜间点蜡烛,为了躲避姑获鸟;正月末,点火把在厕所和井口等黑暗处照明,百鬼离开……

“帝喾女将死,云:‘生平好乐,至正月,可以见迎。’”——《洞览》

“厕神名后帝。”——《杂五行书》

“此鸟名姑获。一名天地女,一名隐飞鸟,一名夜行游女,好取人女子养之。”——《玄中记》

一年里人鬼同庆、最神秘也最热闹的一个月,就过去了。

从此皆是人间。

等到三月三日上巳节,曲水流觞,目的是“拔除岁秽”,沿袭《周礼》里女巫的除秽的行为;五月被称为“恶月”,所以不晒床褥、不盖新屋,端午节悬挂艾草“以禳毒气”,“以五彩丝系臂”,驱赶病疫之鬼,祈求健康;“六月伏曰,并作汤饼,名为辟恶”,也是为了趋避恶鬼、坏运气;腊月里,则有村民“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也是为了驱逐厉鬼……

“傩人所以逐厉鬼也。”——《礼记》

“今人腊前一曰,击鼓驱疫,谓之逐除。”——《吕氏春秋》

上巳节曲水流觞

之所以会有如此频繁的驱鬼祭祀活动,是由于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将疫病、恶事、死亡等无法解释的事托付于鬼神传说,认为驱除病鬼就可不生病,躲避恶鬼就可顺利安康,加上荆楚之地又有非常繁荣的巫傩文化,所以祭祀活动中难免会看到鬼神痕迹。

傩文化扎根于原始部落,鬼神崇拜是可以算作荆楚人,或者南朝人最早、最传统也是最普遍的信仰,每个节日习俗中,都能窥见鬼神崇拜的影子。

道教思想和传说对节庆的影响

除了鬼神崇拜外,在《荆楚岁时记》里还能看到许多道家思想和信仰的影响。

只是道教传说多与当地鬼神信仰结合在一起,融入了当时南朝乃至北朝百姓的生活,看起来并不明显。但正是这种不动声色的融入和传承,展现了道家信仰在中国历史上的源远流长和强大的社会性、活跃的生命力。

大年初一,人们选择食用“五辛盘”,是一种朴素的养生观念。旧时,认为辛辣的食物可以发汗,能发散五脏中的浊气,是一种排除污秽、令身体健康的方式。而这种观念,多记载在道家经典中。

“春曰饮酒茹葱,以通五脏也。”——《庄子》

而正月七日被称为“人日”,相传是女娲造人时,在第七日造出人,所以此日登高出游以庆祝。

道家与佛教一样有崇素的思想,认为“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因此当日不杀此生物,这是道家思想中悲天悯人、对生命和生死的思考与表现。

而道教区别于传统的鬼神崇拜,最典型的特点是对神仙的尊奉和信仰,“神”的存在将人们对“道”的信仰实体化、人格化了,就有了更加切实的概念。

《荆楚岁时记》中,祭祀的神仙色彩有许多。

如年初一饮用“椒柏酒”,道教认为椒是玉衡星精,服下之后,身轻如燕、减缓衰老,而柏是仙药;人们祭祀名为后帝的“厕神”,过年要贴门神,就是黄帝麾下的两位执鬼神,“曰荼与郁,住度朔山上桃树下,简百鬼”;七月七日被认为是王母之女织女和牛郎的相会日,《佐助期》中写,“织女,神名收阴”,《星经》中写,“牵牛,名天关”,这都是道教对神格的命名;腊日,要以“豚酒祭灶神”,灶神在《五经异义》中记载,“祝融为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姓王名抟颊”……

将信仰神格化,让道教思想中的“神仙”崇拜十分明显,且这些神仙都有详细的身份、名字、神格、来历,说来头头是道,更能加深人们的信任,激起对得道成仙的向往和长白,体现了道教“ 仙道贵生”的思想。

端午节赛龙舟,一说纪念屈原

佛教在南朝的迅速传播与影响

《荆楚岁时记》中与前朝差别最大的,大约就是节日中体现的浓厚佛教思想和色彩。

1.新诞生的佛教节日

南朝的二月八日,人们会挑灯执花,绕城一周,这种“行城”的方式,是为了庆祝释迦摩尼诞生之日;四月八日为“浴佛节”,寺庙以香汤清洗佛像,“无子者给九子母神供薄饼以乞子”(《岁时广记》);四月十五日,被认为是法王禁足日;七月十五日则是盂兰盆节,“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

“有七叶功德,并幡花歌鼓果食送之。”——《盂兰盆经》

由于《荆楚岁时记》传播至周边国家,对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影响深远,故而现在,在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佛教信仰气氛浓郁的地方,仍然有“浴佛节”和“盂兰盆节”的庆典,甚至庆祝方式都与荆楚习俗相差不远。

2.食素的倾向。

梁武帝大力推广佛教,且提倡佛教素食,从此汉传佛教开始有吃素的习惯。如大年初一时,原本要“各进一鸡子”,人人有鸡蛋吃,但从信佛开始,大家不再吃素。

“梁有天下,不食荤。荆自此不复食鸡子,以从常则。”

3.传统庆祝里的佛教色彩。

腊日的傩人庆祝活动里,要“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扮成金刚力士的形象来驱逐疫鬼,这是佛教思想和鬼神信仰结合的表现。

“金刚力士,世谓佛家之神。《河图玉版》云:’天立四极,有金刚力士,兵长三十丈。’此则其义。”

金刚力士怒目像

节令时俗里体现的信仰角力

纵观整部《荆楚岁时记》,我们既能看到一个时代的信仰变迁,又能看到荆楚之地特有的信仰色彩,不同的宗教、不同流派的信仰,在这片土地上交缠角力,最终却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被中华文明所同化。最终在后世形成“佛道儒”三家并存、互相影响的局面。

巫傩文化让荆楚之地的鬼神信仰更加浓厚

祭祀鬼神是南北朝乃至前后时代都共有的现象,即便现在,我们的节日活动中仍然有大量鬼神崇拜的影响。

但荆楚地区特有的浓厚祭祀气氛,与部落时期巫傩文化的传承有关。

从历史和地理因素上讲,荆楚地区山林广阔、气候湿热,人力难以抗争的天险、幽暗神秘的山林和湿热气候下容易引发的疫病,都带有一种神秘和令人恐惧的色彩,因此会产生更加浓厚的鬼神信仰。

体现在节日上,就是更盛大、更丰富的驱疫祭祀活动。

崇佛抑道的思想引导

南北朝是佛教传入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中“南朝”便是指梁武帝以后,统治阶级崇拜佛教愈演愈烈,皇室和贵族捐建了大量寺庙。

梁武帝曾是十分虔诚的道教信仰者,这一时期接触了汉传佛教后,被佛教的教义所影响吸引,从某种意义上也认为佛教更有利于当时他的统治,因此在全国推广佛教,南朝百姓自此开始有了信佛的倾向。

到了隋唐时期,佛教信仰进一步在全国推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崇佛抑道”,令外传的佛教可以在中国形成“佛儒道”三足鼎立的局面,转折就在南朝武帝时期。

道家信仰的土壤,让佛道思想既对立又融合

鬼神思想是道家信仰的土壤,只要信鬼神,不可避免地会认可道教学说。从后世宋徽宗赵佶的“道君皇帝”之名,还有信奉道士的历代帝王就可知,只要“修道成仙”的长生追求没有熄灭,朴素的自然哲学思考没有熄灭,“道”的思想就不会在这片土地上消失。

所以此时,佛道思想既形成对立关系,又不得不因地制宜地相互融合。道教和佛教中共有的“悲悯”、“忌杀生”、“鬼神”等想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出现了巫傩文化里扮金刚力士驱鬼的情况,佛道思想处于一种纠缠的复杂状态。

这一时期,是整个中国信仰变迁最重要、最明显的转折时期,而我们能在《荆楚岁时记》中清楚地观察到那时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节庆时俗,又有一番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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