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年间进士属于什么官(嘉庆进士)

导语：嘉庆道光年间，做官当入内阁，大学士入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

第一，军机章京在军机处负责具体性政务，如撰写谕旨、收发奏折，由军机大臣在内阁中书及六部司员中传取任用，其中“汉军机章京由内阁中书挑取者众多，由六部挑举者不及十分之二”且自嘉庆四年后“内阁中书及六部司员内保送以来，多系进士举人出身。着重是“选庶官之敏慎者”，由原官兼任，不参与京察，其奖罪升降由军机大臣酌情保奏。

第二，“章京位分虽低，稳握实权，势耀煊赫，仅稍次于军机大臣而己。被视为升官之捷径，包括戴衢亨、章煦、卢荫溥在未入阁之前曾担任过此官。第二，在京供职的官员偶尔会管理顺天府的事务，包括被任命为府尹和乡试考官，其中有４名担任过顺天府尹（不包括顺天府丞），８名担任顺天乡试考官，在府尹之上，增设“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大臣，汉一人，于尚书、侍郎内特简”，号称“兼尹。”因为顺天府位于京师重地，处于全国的政治中心，所以，被任命此职的大部分为皇帝信任重视的大臣，如王鼎、卓秉恬等。

第三，在任职大学士之前中有４位翰林院掌院学士经历，５位有教习庶吉士经历，其中潘世恩担任教习庶吉士两次、翰林院掌院学士四次，原因在于其为状元出身，皇帝对其文学素养的信任，后文有具体分析，此不赘述。第四，有４位汉大学士曾在上书房供职，清代上书房是教习皇子的地方，间接影响皇子性格及思想的形成，其中包括刘墉、王杰、戴均元任上书房总师傅，朱珪入值上书房嘉庆帝读书，对嘉庆帝的性格、思想及施政方针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南书房设于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且属于内廷，为皇帝文侍从值班的地方，但不干预政事，“慎密收发，庶免他虞。在军机处成立后，其官员虽然不再参与机务，但因为入值者能经常觐见皇帝，“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嘉道期间汉大学士有７位曾入值南房，占总人数的４１.１８％，其中包括王杰、董诰等内阁重臣。第五，有７位汉大学士在入阁前曾有担任地方官的经历（包括担任地方知府、巡抚、总督、布政使司，不包括署官），占总人数的４１.１８％。蒋攸铦在嘉庆八年（１８０３年），平定广昌斋匪廖翰用作乱；十一年（１８０６年）任云南布政使期间，整饬铜厂章程，取得显著效果；道光四年成功处理永定河水问题，被任命为体仁阁大学士，并在不久后调往京城任职于军机处。第六，嘉道时期汉大学士有１１人，任职过内阁学士，占比为６４.７１％。在清代，内阁学士有敷陈政事、校读本章之责。在正朝之后，“内阁日有大学士一员到，汉侍读上堂，将部本通本，各签呈定迎送如仪。

第四，内阁学士成为内阁的实际责任人。清代内阁学士有较好的前程，“升各部侍郎，各省巡抚”，皆卿贰之任也。其中包括王杰、董诰、潘世恩等内阁重臣，是翰林晋身的主要路径之一。在选择会典馆、实録馆等馆正副总裁的大臣时，绝大多数会由汉大臣担任，其中有１１名曾担任过至少一馆的文史编纂籍类工作，占比达６４．７１％，从侧面证明汉大臣具有较强文笔功底和整理书籍的能力。第清代学政（又称提督学政）必须为皇帝直接任命，以侍郎、翰詹、科道中进士等出身人员内简用，各带原衔品级，且有专设衙门、有密折奏事之资格与督抚互不统属。嘉道时期汉大学士有十四位担任过地方学政官，比例达８２．３５％，这是对各省主管学校教育和考核选拔人才之官的本身文化素质更加予以重视。

众多担任学政的官员勤奋上进，出现像曹振镛、潘世恩、王杰、王这类的内阁重臣和军机大臣。嘉道时期汉大学士除王杰、董浩和潘世恩均以尚书衔被超授为内阁大学士夕卜，其余十四名均是以协办大学士入阁。协办大学士，为大学士之副职，在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至五年（１７２７年）署大学士，六年（１７２８年）额外大学士十年（１７３２）至十三年（１７３５年）设协理大学士，至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年）设协办大学士，十三年额定为满汉各一员，由六部尚书或总督中选任，主要是大学士在内廷行走或奉差在外时协办处理阁臣事务。在嘉道时期，以协办大学士阁有１４人，包括各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１１人，各省总督、协办大学士３人；以尚书入阁的人有１４人（包括超授大学士）具体为：吏部尚书７人，户部尚书４人，兵部尚书３人。由此可见，嘉道时期汉大学士还是以协办大学士、尚书或总督为入阁的主要途径。

​没错，汉大学士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可还不至于是一国家幕后操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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