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战术上的成功往往无力扭转战略上的失误？
1935年9月，由于张国焘拒绝北上，且有对中央有动武的倾向。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和军委纵队，约1.4万余人，遂单独北上。
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北上红军改番号为陕甘支队，转战千里，终于在10月19日抵达了长征的终点——吴起镇。
10月21日，为了不把追兵带入根据地。彭德怀指挥陕甘支队，歼敌军一个团，击溃三个团，缴获马匹200，其余缴获无数，取得了中央到达陕甘苏区后的第一个胜利。
战后，毛主席诗意盎然，挥笔写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1月初，中央领导和陕甘苏区负责人在下寺湾召开会议，宣布陕甘支队与陕北的红15军团合并，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由此，原本千里转战，只剩七千余人的红一方面军，兵力又恢复到了15000人。
1935年12月17日，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
在会上，林育英代表共产国际，确定了陕北的中央，才是真正的中央。这一点的政治意义极大。
毛主席则在会议上提出了红一方面军未来在军事上的战略方针：东征山西，扩大红军。
1936年1月，一方面军兵分三路杀入山西。
在历经近四个月的战斗后，一方面军兵力扩充至两万多人，极大地巩固了陕甘苏区。
而与一方面军在北方的积极发展相比，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带领下，则是每况愈下。
1935年9月，听说陕甘支队北上后，张国焘气急败坏。先是召开会议，给北上的红军指战员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后又下达南下攻击命令，动员四方面军以及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共八万多人，向西康、川西地区进攻。
1935年9月～11月，红四方面军先是击溃了六个旅的川军，取得了“绥崇丹懋战役”的初步胜利。后又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以迅猛之势向宝兴进击，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占领了邛崃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形势可谓一片大好。
张国焘在这种情况下，被胜利冲昏头脑，喊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口号，企图横扫川西平原。
然而，南下的战略错误，是四方面军指战员无法用战术胜利来弥补的。
1935年11月，听闻红军图染指川西，原本矛盾巨大的四川军阀和老蒋，竟然合作了。
很快，老蒋提供装备和资金，川军出兵，总共武装了八十个团，二十万人，与红军在百丈关一带决战。
关于百丈关战役的战斗过程，由于很难用文字介绍，就不细说了。
这里只提两个需要注意的点。
一，整个战役期间，四方面军极度轻敌，放弃了擅长的山地远动战，竟然以疲惫之师与以逸待劳的川军进行平原阵地战。这种打法上的失策，以及兵力上的悬殊，导致四方面军在战斗期间，产生了很多无谓牺牲。这与红一方面军在五次反围剿期间的情况，可谓是如出一辙。
二，战役中后期，在刘湘下达死命令的情况下，川军爆发了惊人战斗力，常以整营整连向红军阵地进攻，并敢于与红军进行白刃战。可以这么说，红军完全是被川军硬顶出了川西平原。
百丈关战役后，四方面军兵力由八万减至四万。已无力再实现横扫川西的战略目标。就连张国焘最初计划的割据西康也无法实现。
尽管张国焘当时不承认失败，但谁都知道南下战略，事实上已经破产了。
1936年初，薛岳指挥数万中央军，对驻守在宝兴、天全等地的红军发动进攻。
同时，刚刚经历了百丈关大战的川军也紧随其后，咬住四方面军不放。
由于四方面军兵力不足，无法固守。且天全等地贫瘠，无法供养四万红军。如果四方面军留在当地不走，极有可能在几十万国军的层层合围下，全军覆没。
而恰好在此时，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在陕北站稳脚跟的消息传到四川。
这种对比是非常强烈的。于是，四方面军领导人在一番激烈争吵后，最终决定西撤。第三次翻越夹金山，落实中央早先制定的北上抗日方针。
那么，为什么说张国焘的南下四川的战略是错误的，是不可能用战术弥补的呢？
第一点，虽然陕甘支队北上时，大家也是一种迷茫心态，不确定北上对不对，不确定能否得到苏联援助。
但是，大家知道北上是去抗日的。北上抗日的口号，是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可以改观国人对红军的印象。
而南下有什么政治意义呢？
四方面军与川军争夺西康、川西平原，只会给全体国民留下一种红军貌似也变成了军阀的坏印象。
第二点，就是前面提到的。四方面军想打进成都吃大米，就必须要攻打大城市，必须要在川西平原与敌决战。
但以红军的装备而言，攻打防守坚固的大城市；在平原上作战，而且还是阵地战。
这无疑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莫名其妙消耗本就不强的实力。
第三点，以四川军阀的实力，四方面军根本不可能打下四川。
川军的战斗力，忽高忽低。在利益不受侵害的情况下，不会玩命。但如果根本利益受到侵害，川军就会拼命，爆发出极高战力。
这一点，红一方面军早有领教。
一渡赤水前，一方面军就曾错误地认为川军的战斗力与王家烈的黔军差不多，想在川南击败川军后，直接渡过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师。
结果，才有土城战役的受挫，以及后来的四渡赤水。
也正是因此，后来中央制定战略时，才会认为南下是错误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然而，对于中央的苦口婆心，四方面军的领导层却不以为然。
四方面军创立川陕根据地时，由于当时四川军阀正在混战。且川陕根据地都在川北贫瘠之地，没有伤害军阀的根本利益。
所以，红军每次与川军交手时，都能轻松吊打之。四方面军的兵力也是在此期间，由一万多人扩充至八万余人。
而由于打川军没输过，这也就导致在四方面军内部，上至领导层，下至普通战士，都对川军的战斗力缺乏清醒认识。认为川军挡不住红军前进的步伐，中央的北上方针不对，南下才是对的。
然而，直到付出了巨大代价后，张国焘等人才明白，把四川军阀忽悠老蒋的那套“不打头，不拦腰，只击尾”的把戏，当成了川军战斗力的常态。太幼稚了。
后来，徐向前元帅在做战役总结时，也专门提到了：我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兵力不够，战场的选择失当，如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